第七章余年时期：认识自己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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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已届迟暮之年的亿万富翁，

为什么还要高调讨骂？

难道他不知道，

只要一直潜于水中，不轻易露面，

就可以避免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吗？

答案只有一个——

索罗斯是有意识地这么做的。

1930年出生的索罗斯，目前已经进入他精彩人生的余年阶段。从外人的眼光来看，不必讳言，他的人生之所以精彩，主要的原因当然是他赚了很多钱。然而，在这个世界上，赚大钱的人太多了，财富不是精彩人生的充分条件，甚至不是必要条件。那么，索罗斯的人生究竟精彩在哪里呢？对于这个问题，我用两个字概括——高调。

虽然赚大钱的人不少，但像索罗斯这样通过出书记录他赚钱经验的，是绝无仅有的（以《金融炼金术》为例）。其实，何止赚钱，就连慈善事业、哲学推广、评论政治、媒体曝光等，索罗斯都以极为高调的态度参与。直到今天，索罗斯成立的开放社会基金会已在全球37个国家和地区有了驻点机构，从事推动开放社会的事业。索罗斯为了推广他的哲学，出版了十几本书，并且通过它们在介绍反身性理论的过程中，不断地强调主流学术人士普遍犯了追求完美理论的错误，指出被他们忽略的“会出错的理论”才是真正有价值的思想。

在政治方面，索罗斯本是比较低调的，但是在2004年之后，索罗斯公开批判小布什的反恐策略，并且斥资50亿美元进行反辅选活动，希望把小布什从连任之途中拉下马。索罗斯在“黑色星期三”之役后接受众多媒体采访，成为媒体的宠儿，似乎相当自豪于自己在外汇市场中的成就，对别人对他的批评也丝毫不以为忤。

任何注意索罗斯相关新闻的人，都会发觉这个人实在是太特别了。他不但高调地从事所有他想做的事情，而且还持续地通过文字、图片与视频影音，不断地展示他的理想。在这么长时间的曝光中，我们不免好奇地想问：索罗斯到底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们问这个问题的主要目的是想知道：在索罗斯的意识中，他这么做的理由是什么？难道他单纯是因为有钱之后想要出名吗？

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在他所拥有的名声中，有相当大的部分是受到各界批判的，甚至是负面的。还有人认为，索罗斯的嗜好是颠覆别人的政府，目的是获得更大的利益。甚至也有人直接认为，索罗斯是资助所有反对运动的幕后人士，目的就是在世界各地制造动乱。总而言之，在这些人的心目中，索罗斯就是一条活生生的“金融巨鳄”，每天假惺惺地以做善事的名义潜于水中，等到机会来了，就会立即掀起金融风暴。

且不论以上说法的对错，我们必须要问的是：为什么索罗斯要高调行事，导致这么多对他的批判呢？难道他不知道，只要一直潜于水中，不轻易露面，就可以避免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吗？答案只有一个——索罗斯是有意识地这么做的。通过自我意识的发展，索罗斯知道，他能够如此高调行事的理由来自他的财富，是他的财富使他出名，使他成为媒体的宠儿。

索罗斯想高调地实现毕生的志向，就要针对从出生到余年的人生目标做有意识的反省，重新认识自己。认识自己，是哲学界自苏格拉底以来最有启发性的一句话。这句话的意义不在于传达什么样的信息，而在于让每一个人通过反省来重新建构自我。这个自我，并不仅仅是过往人生的回忆或复制，而是更为深刻的超越。通过超越自己的人生，人才能够进入一种肯定自我的状态。

在索罗斯意识的成熟时期，他针对自己的财富分配、族群认同与人生态度有不同的反思。这些反思包含了三个部分，即叙述索罗斯的现在、过去与未来。索罗斯的现状是，他因为投资的成就而肯定自我。当这个事实在众人心目中成为津津乐道的传奇故事时，索罗斯有意识地利用这个事实，让自己获得了名声与权力。

索罗斯对于自己的认同，也就是对犹太人血统的认同。对此，他除了引以为傲外，也着重说明，他身为犹太人如何在心路历程中辗转认知许多和人道主义相关的普世价值。最后，索罗斯在余年谈到了理想的实现。他认为，钱并不是最重要的，把钱留在市场也不是必要的，甚至花钱都不是他人生中最主要的事情，最重要的是——他在历史上的定位。

赚到钱了，然后呢

索罗斯意识到，他能够拥有今天的名声与地位，原因不是他创造了一个“比较真实”的哲学理念，而是因为他在投资上的成功。事实上，在投资成功以前，他的理念是完全不受到别人重视的。可是，索罗斯在投资上创造的传奇纪录，让他的理念受到大家瞩目。这些纪录包括：他是最成功的私募基金经理人，缔造了无比辉煌的投资纪录；他也是最早注意到“广场协议”会产生什么意义的人，并先人一步提出放空美元的策略；他不只是《金融炼金术》的作者，还是“黑色星期三”事件中令英国央行溃败的主导者。

这些纪录让索罗斯成为财经史上的名人，也间接地让他享有评论世界经济局势的权力。对于这些权力，索罗斯是如何看待的呢？索罗斯充分地利用这些权力来实现他的愿望，这就是让他的理念能够借由他的权力，传达到世界上的各个角落。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他的开放社会理念。换言之，赚钱是索罗斯出名与得到权力的手段，而他的真正目的则是实现他的开放社会理念。索罗斯曾经回忆，在他出名之前的岁月中想要实现理念有多么困难。

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索罗斯曾经想要帮助苏联寻求国际货币基金与世界银行的援助贷款，结果因为自己名气不够大，所以没有实现帮助苏联的愿望。在这段时间里，索罗斯为了宣扬开放社会理念，曾试图会见美国老布什总统（George H. W. Bush），说明此计划的内容，但没有得到回应。后来，他想要拜访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向其解释他的理想，同样也没有下文。甚至在苏联设置基金会的同时，他都没有机会直接与戈尔巴乔夫总书记见面。不但如此，即使索罗斯的基金会最早进入东欧，但在索罗斯出名之前，所有他写的有关世界政经局势发展的文章，都没有机会发表在《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等西方主流媒体上。

这些挫折让索罗斯觉得很无奈，因为他引以为傲的理念，例如开放社会理念与反身性理论，都没有得到重视。然而，在“黑色星期三”一役后，在很短的时间里，他瞬间成为投资界的传奇人物。这时虽然他不能真正地呼风唤雨，但大致上已经能够主宰市场的走向了。面对这件事情，索罗斯觉得很讽刺，因为是他赚钱的能力才使得他的理念受到关注。

索罗斯深有感触地问道：金钱，是获得权力与名声的手段，但是一旦拥有名利的时候，又要用它来做什么呢？是为了赚更多的钱吗？极有可能不是，因为投资赚钱只需要默默行事即可，不用如此大张旗鼓，这反而容易打草惊蛇，得不偿失。同时，在讲求法治的社会里，操弄个人权势图利是违法的事情。但是，索罗斯依然经常利用媒体争取发言权，还因此得到英国媒体的聚焦，称他为“击败英格兰银行的人”。

通过媒体的宣传，索罗斯致力于推行他的开放社会理念。这是他毕生最推崇的理念，而且他也期盼开放社会的种子能够遍地开花。其实，开放社会作为一个理念，只是表面的，在更深层面上，索罗斯借由阐释开放社会，来对他的家庭成员、童年往事、教育内容和人生目标发表自己的见解。索罗斯想要通过他不一样的人生来告诉所有的人，他如何凭借一己之力克服人生历程中的所有困难，并取得成功。这是他高调做事与自我肯定的原因。

当媒体对这个几十年前身无分文来到西方世界的犹太小子的身世充满好奇的时候，各界自然对这个成功的故事充满兴趣。索罗斯就借着这个机会，宣扬他的理念，可是正面报道并没有持续太久，在一段时间后，天生嗜血的媒体开始转而攻击他。面对媒体的攻击，索罗斯对绝大多数的报道都不以为然，只有一件事情让他感到特别困扰，那就是有人攻击他是“犹太人”的这个事实。

最佳“犹太阴谋论”男主角

没有人可以清楚地说明，为什么犹太人在欧洲会长期受到怀疑与歧视。更没有人能够解释，犹太人的成就与他们“必须创造成就以求自保”之间，何者为因，何者为果。这些令人困惑的因素汇集在一起的结果，就是有为数不少的欧洲人认为，犹太人凭借其聪黠的智慧，设计出一个征服世界的“阴谋”。

这个“阴谋”，在索罗斯身上有了具体实现的机会，让他成为最完美的攻击对象。以索罗斯的财富、理念与名声，加上他对家庭、教育、成长过程及理论建构的高调说明，让一些人不得不起了疑心，怀疑索罗斯就是一个想要用钞票征服世界的犹太人。持这个“阴谋论”的人认为，索罗斯希望世界在金融动荡下出现不安，好让他的团队坐收渔翁之利。对习惯于在自由经济中竞争的美国人而言，这种指责他人的“阴谋论”很荒唐，因为在自由经济的环境里，成功与个人表现相关，却与出身于哪个族群无关。

但是在欧洲的情况就不同了，尤其是在东欧。几百年来，东欧的“反犹太主义”犹如一个注入人心的神话。尤其是每逢局势动荡的时候，就有许多人怀疑：是不是犹太人又在搞鬼，弄得社会混乱不安了？索罗斯在20世纪90年代进入欧洲推动开放社会时，因为理念差异过大，蒙受当地人与政府的疑心猜忌，反犹太主义的“阴谋论”再次不胫而走。

这是索罗斯深受困扰的事情，身为犹太人的事实确实对他影响深远。索罗斯在14岁的少年时期，就曾面对纳粹的大屠杀。对任何人而言，这一段经历都会是影响一生的重要因素。索罗斯自己承认，作为一个犹太人，自幼面对生死议题，对他的一生来说都是影响至深的难忘体验。

直到有钱之后，索罗斯才有足够心思面对这个长期以来的内心冲击。他认为，犹太人在面对歧视的时候，往往会表现出两种态度：不是追求普世价值，超越歧视，就是认同歧视的政策，转而歧视外人。前者的结果就是建立开放社会，而后者的成就就是以色列建国。

索罗斯属于前者，强调开放社会这种具有普世性的理念。然而，如同大多数犹太人，他对以色列的向心力还是很强的。他甚至认为，国族的认同对建立开放社会是很重要的因素，因为国族认同可以维持开放社会中所坚持的多样性。

我们很好奇地想知道：在索罗斯的意识中，身为犹太人有什么样的感觉？索罗斯坦承，他一生中花费非常长的时间，终于拥有以身为犹太人为荣的认知。这并不容易，因为作为一个想要同化于社会之中的犹太人，他一直能够感觉到作为少数族裔的不舒适感。直到索罗斯的经济地位稳定之后，这种感觉才逐渐淡化。他认为，虽然犹太人是一个少数族群，但是这个族群在科学、经济、艺术方面的表现确实令人惊叹。这些表现让人觉得，这个族群对世界做出了许多超越族群比例的普世贡献。

犹太人之所以能创造超出族群比例的成就，极有可能因为他们是少数族群。一个少数族群在面对未来的发展时，更要及早做出可能出现变化的准备。这种准备使得犹太人在面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时，自然以一种批判的态度思考未来的变化，甚至连矛盾的想法都是其思考的对象。索罗斯认为，批判性思维与创造力紧密相关。如果他因为是犹太人而具有优势的话，那么这个优势必然是他在年轻的时候就养成的批判性思维。

再者，如果还有什么犹太人要素塑造了索罗斯的人生观的话，那必然是犹太人的乌托邦理念。这个理念也与犹太人作为少数族群有关。因为要求生存，犹太人会追求一个理想，在这个理想中，大家和平相处，不启争端。最重要的是，在这个理想中，所有的族群彼此尊重，公平竞争。

因此，如果要问，犹太人族群的特殊背景塑造了索罗斯人格的哪些部分时，答案必然是批判性思维与乌托邦理想。对于这两点，索罗斯感到很骄傲。当然，这种感觉依然无法消除犹太人长期被怀疑的阴影，也没有可能阻止人们停止从历史的误解中看待犹太人。索罗斯只能做他自认为应该做的事情，把这些“阴谋论”的观点抛之脑后。对索罗斯而言，人生最重要的目标就是要实现他长期信奉的理念。

索罗斯的人格特质与理念

索罗斯一生中做了很多事情，这些看似杂乱的事情大致可以分为三大类：赚钱的本领、捐钱的决心，以及与钱无关的哲学。对一般人而言，这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三件事，但对索罗斯而言，它们是相互关联的。

青少年时期所发展的哲学思想，虽然是索罗斯的最爱，但是在孤芳自赏的限制下，他必须暂时先将自己心仪的哲学束之高阁，转而从事他拿手的工作，也就是赚钱。赚到钱后，索罗斯“难忘旧情”，立即重温他的哲学，并且以开放社会为理念，开展实现他理想的工作，成立开放社会基金会。

如果不从索罗斯的人格开始分析，我们就没有办法掌握他的哲学思想，更不要说理解赚钱、捐钱与哲学理念三者的辩证关系了。换言之，索罗斯的人格特质决定了他的一生。他非常清楚地知道，自己的人格造就了财富与名声，而他也有义务与权利善用这些人格上的特质。整体而言，索罗斯的人格特质中有以下三方面是最突出的。

勇于实践理念，并在实践中修正理念

索罗斯勇于从行动中尝试新的理念，并且这些行动的结果可以转化为自我批判的依据，修正原有理念中包含的错误。从年轻的时候开始，索罗斯一方面花很多时间去理解一些理念，另一方面他早就明白，真正能够有效理解理念的方式是行动。当哲学理念未能为他带来生活上的安稳时，索罗斯立即转向市场，以哲学为本，从事投资。

索罗斯对自己能够作为一个有理念的行动者而感到骄傲。对索罗斯而言，将理念与行动结合的选择，是他最有效的学习方式。偏爱思考理念的他，往往将理念付诸实践，而实践的结果经常迫使他不断地修正理念架构。有时候，他甚至陷入深深的自我怀疑之中。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索罗斯对开放社会的理解。

我们说过，索罗斯因为自己青少年时期的经历，在初次了解到波普的开放社会理念时，就将之视为一生中最赏识的理念。可是开放社会这个来自波普原先所讨论的知识论（尤其是可错论）的理念，是很难与现实社会联结在一起的。在波普的哲学中，开放社会一直只是一个乌托邦式的理念，并没有付诸行动的计划；波普甚至没有针对什么是开放社会提供一个明确的定义。

在这种情况下，索罗斯不但自行针对开放社会提供了概念架构，而且将其应用于世界上许多需要改革的封闭社会。坦白地说，很少有人会如此大胆，把一个连定义都说不清楚的理念直接通过具体的行动落实在社会中。在苏联解体前后，索罗斯几乎以“尝鲜”的方式，将开放社会理念以实际行动推展至多个东欧国家。

很遗憾，这些推展的结果，虽然成功与失败的程度不一，但严格地讲，至今仍未实现索罗斯所期待的理想的开放社会。实际上，索罗斯的做法在当地政府眼里褒贬不一。大多数人都是看在他捐款的份上，舍不得拒绝开放社会基金会的运作。开放社会基金会的运作让索罗斯学习到了很多。比如在苏联解体后的东欧，要在这么一个全新的政治格局中推行开放社会的理念，索罗斯就提到了他的心得，他说：“在这种情况中，我获得了建构开放社会的实际经验。我学到了很多，发现了一些我应该预先知道的事。例如，封闭社会的崩解并不必然使它向开放社会发展，因为崩解的现象会持续到另一个与崩解前类似的政权出现为止。而这个新政权，绝对不会是开放社会。”

体会到这一点之后，索罗斯把质疑的矛头指向了他的恩师波普。他指出，波普以“视之为当然”的态度，认为在开放社会中自由论述的目的就是要自然地追求真理。但是，索罗斯本人却一直在反身性理论的启发下，不断地强调“人的操控能力远大于人的认知能力”。这个事实，不但是他驰骋于财经市场中的思想工具，更是他对人性最深刻的反省。但问题是，波普竟然执意相信：人的认知能力胜过一切，最终会获得客观的真理。

索罗斯是如何理解他与波普的差别呢？他说：“更糟的情况是，用反身性理论解释财经市场的我，竟然没有注意到波普的开放社会基于一个假设——认知功能超过操控功能。也就是说，我们在追求真理，而并不仅是操控人们相信我们想让他们相信的事物。”

在这一点上，索罗斯意识到，这并不是一个“以什么策略来操控人心”的问题，而是一个“以什么态度面对人生”的问题。在政治社会中，我们不应该哄骗大众，取得权力，而应该相信客观真理，推动进步。对索罗斯而言，波普的理想具有至高无上的价值，也就是客观的真理必须是我们认知的目标。问题是，要如何让这个目标实现呢？面对这个问题，他承认，虽然以一己之力做了这么多事，但最后他发现，要落实开放社会是一件困难重重的工作。然而，这绝对是他一生中不断追求的目标。

爱好思考，以论证客观真理为方向

对于一般人而言，开放社会难以实现的主因，是因为理念与实践的差别。理念是很好的没错，但一旦实践在生活中，许多人的情绪会因此被操控，以至于在判断中充满了主观性，忽略了理念中所追求的客观真理。实现开放社会的前提，是要能够坚信客观真理的存在，并以此信念为基础，将理念的内容与行动的结果结合在一起。因此，这就牵涉索罗斯的第二项人格特质，也就是他不但天性偏向抽象思考，而且以论证客观真理为思考的方向。索罗斯有异于常人的兴趣，并将生平大部分的心思花在抽象的理念上。即使是专业的哲学家，在阅读索罗斯解释反身性理论的文章时，都会感觉到他并非附庸风雅，而是真心想要说清楚、讲明白这些哲学理念。根据索罗斯自己的说法，他对哲学的兴趣来自本性，因为他认为思考抽象理念是为了支持客观世界的存在价值，而不是为了肯定个人的主观信念。

思考抽象理念与胡思乱想不同，差别的关键就是思考的目的。思考抽象理念是为了进步，而胡思乱想则以彰显个人的主观价值为主，无所谓进步与否。这两种不同的思考态度，决定了不同的人生观。索罗斯属于前者，因为他深信思考抽象理念就是为了确定客观真理，唯独如此，我们才能够在一个共同的基础上追求进步。这是很重要的，因为如果没有明确这个目的，那么思考本身就根本没有面对挑战的可能。为什么呢？

答案不难理解。在人人都具有独立思想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拥有个人思考，展示主观的想法。但我们面对的最大挑战，就是如何确定个人所展示的想法没有陷入各说各话的封闭状态。我们期待主观意见能够经由沟通逐步结合在一起，并以客观知识为诉求，展示在所有人的心目之中。当然，这很不容易，但我们不能放弃，因为如果依照个人主观的意见组成社会，共识将不复存在，人心必定大乱。

索罗斯特别针对这一点，表达其具有宗教意味的信念。他说：“我坚持真理的客观面向是重要的，而这个坚持是我个人的信念。的确，这个信念与宗教信仰有令人好奇的相似性。我建构的客观真理中有许多‘一神教’信仰和神具有的特征。例如，这是一个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理念。即使能够让这个理念拥有发展的可能，理念本身依然是非常神秘的。”

索罗斯不讳言，对这个类似宗教理念的坚持，与他的童年记忆与家庭背景息息相关。在青年时期受教育期间，当他接受波普的可错论熏陶时，他更能深深体会到，如果完美的知识不存在，那么信念不但是我们需要的，甚至是我们必须拥有的。这个相信客观真理“虽不可得，但必然存在”的信念，在索罗斯的行事风格上起到了至为关键的作用。

许多人认为，从索罗斯操作市场的本领与个性看，他是一个只讲利益、不讲原则的人。事实上，如果仔细理解他对开放社会理念的坚持与赏识，我们可以发现结果正好相反。索罗斯总是能够坚持他的原则，有时连眼前利益都可以不顾。

当然，大多数人会认为，投资就是想赚钱，若不是以赚钱作为唯一的目标，那就赚不了钱；若是赚了钱，还说赚钱不是唯一目的，那就是伪善。很遗憾，在高调行善的这几年，“伪善”似乎如影随形地依附在索罗斯的名声当中。有趣的是，这项指责似乎并没有对他构成真正的困扰，索罗斯继续高谈阔论，高调地针对政经时势发表评论，甚至高调地回到市场找寻投资的标的。我们想理解：为什么一个投资人做这些自称为“行善”的事情时，能够理直气壮、侃侃而谈呢？

答案就在于索罗斯对经济活动与政治规则做出明确区分的理念。他说：“我们需要在经济与政治之间做区隔，参与市场与设定规则是两件完全不同功能的事情。市场准许参与者进行自由交易，在这里，参与者以牟利为主是正当的。相反，在制定与执行规则的情况中，参与者就应该以公共利益为考量，在这里，牟利是不对的。当人们企图将规则向自己利益的一方转动时，那么在参与政治的过程中就会出现贪污，让民主蒙羞，并使得社会无法朝开放社会发展。开放社会一直是大家期待的社会组织。”

从这一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虽然索罗斯并非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但他极有可能是最愿意通过理念来花钱的人。基于对理念的爱好，索罗斯不但以抽象思维实现了擘画人生的目的，而且找到了比赚钱更有价值的事情。对理念的爱好，既让索罗斯活在抽象思维中，也体现了他在生活中的性格特征。那么，对一个如此以自我为中心的人而言，他是否还在乎自己的历史定位呢？

以自我为中心，追求历史定位

我们可以从索罗斯的行为模式中看出，他是一个极为自信的人，对别人的奉承或批评毫无兴趣。同时，他是一个很孤独的人，尤其在市场竞争中，他甚至对自己也会进行严厉的批判。奇怪的是，索罗斯承认，在先前从事交易的岁月中，他对自己的形象并不会觉得很光荣。即使在这一行成为很成功的经理人，他也不因此感到骄傲。

那么，当索罗斯因为投资赚钱声名大噪后，他又是如何看待自己塑造的公众形象呢？还有，他毅然决然地为在全世界实现开放社会出钱出力时，他又是如何看待这个大众面前的“他”呢？这个“他”与索罗斯本人之间处于一种什么关系呢？

索罗斯曾经说过，面对自己的公众形象是一个很特别的体验。因为这两个自我都是“他”，一个是他的公共形象，另一个是他的自我感觉。虽然后者是根本，但前者对他本人也产生了实际的影响。有的时候，这两个自我会处于对话的状态。在对话过程中，那个私下的自我还会因为公众的形象变得更快乐、更和谐与更满足。

索罗斯对自己的公众形象是很满意的，那么他对他人的看法，甚至他在历史中的定位会在乎吗？他很自信地认为，在作为金融投资者与开放社会推动者这两方面，他在历史上是成功的，会有一定的地位。但他觉得这样还不够，因为他的理念还不足以成功到能够流芳百世。索罗斯很在意这一点，因为偏爱理念的他，会觉得如果他能够因为理念（而非财富）获得历史定位的话，那么这对他一生的努力而言是最重要的回馈。

由于想要争取这个回馈，所以索罗斯经常显露出忐忑不安的心情，并且不断地自忖，他有没有可能重新组合他穷毕生之力想要说明的这些理念。这也是为什么在索罗斯所有的著作中，他一直阐述与修正他的理念。我们可以理解，如果有可能，索罗斯希望以最明了的方式，让外界理解他在做什么。索罗斯也很想知道，这些对他而言很有意义的理念，对别人来说有没有意义。有趣的是，这个问题居然是他最在意，也最令他感到不安的问题。

同样的理念曾经帮他赚了大钱，也让他捐了大钱，但他更想知道这些理念是只对他一个人有用，还是对所有人都有用。对这个问题，索罗斯非常清楚，他的确是一个特例，因为他是先赚了钱，然后才有了实现公益理念的机会。他甚至认为，如果他一直坚持理想的话，那么他很可能就没有机会赚那么多的钱，反而会失去实现理念的机会。所以，索罗斯并不认为他的经验可以复制在其他人身上。

索罗斯以审慎、乐观的态度面对历史，并且将重点集中在实现开放社会上。即使在实现开放社会的过程中饱尝艰辛，惹人非议，索罗斯也在自己的意识中非常清楚地认定，必须坚持下去。他认为，即使坚持实现理念的理由并不非常清楚，而且常常遇到实践上的挫折，但这是一个像宗教信念一样的理念。有时候，虽然我们无法把宗教信念的实际效果说得很明白，但这个信念的强度是毋庸置疑的。索罗斯说：“如果人们普遍认为，开放社会不是一个值得我们努力的目标的话，那么我们整体的系统将如何生存下去呢？这是一个全世界都要面对的问题，而我本人并没有答案。然而，我就困在这里，而且我相信，我们所有人都困在这里。”

说来有趣，这些表面上看起来至为悲观的话，其实充满了乐观的态度。因为这些话所说的，并不是面对人生的答案，而是坚持信念的态度。推行开放社会是索罗斯的信念，但这并不是一个宗教信念，而是一个具有宗教强度的信念。宗教强度不但让索罗斯对获得人生终极答案保持一种虔敬的态度，也展现了其“理想终会实现”的乐观精神。

结语

为什么我会认同索罗斯的哲学理念

本书虽命名为《财务自由新思维：索罗斯的投资哲学》，但其实我在投资方面着墨并不多，却在哲学部分谈论得比较深入。这也没错，因为我一直认为，哲学不但是一切思想的基础，也是深入人心的力量。这种力量，展现在索罗斯的人生中，促使他反省过去，展望未来。最重要的是，他的哲学能够回答我们关心的问题，尤其是那些对于人生至为关键的问题。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一直不断思考这类问题，看看自诩为“失败哲学家”的索罗斯，有没有针对它们提出看法。这种关键问题看上去很多，也很复杂，但它们可以归纳为四大类问题：道德、教育、政治和宗教。对任何人而言，这四大类问题都是最关键的，索罗斯当然也不例外。我们甚至可以说，索罗斯正是用他的生命在回答这四方面的问题。至于投资，只能算是他用来回答这些问题的工具，并不是真正的重点。

我承认，在阅读索罗斯著作的过程中，我被他针对这几类问题所提供的答案说服了，同意他针对道德、教育、政治和宗教所论述的观点。这个事实让我觉得很愧疚，怀疑我自己是不是一个好的哲学家。好的哲学家懂得批判，会指出别人理念上的限制，思考犀利，如牛虻一般。我不但没这么做，还在字里行间里表现出对索罗斯的认同。这让我在结语中必须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会认同索罗斯的哲学理念？

坦率地说，我所认同的不是索罗斯的成就，更不是他赚钱的才华。我甚至认为，这些特殊的经验都是索罗斯个人的独到成就，没有被复制的可能性。我所认同的，是他针对道德、教育、政治和宗教所做的论述。索罗斯在针对人生中最重要的四大议题说出他个人的看法之外，还总是成功地将这些论述中的重点与他个人经历分离，然后以客观的态度论证这些重点。换句话说，索罗斯以具有说服力的方式说理，将主观意见转化为客观知识。我认同的是这个“理”，而不是这个“人”。

有关道德、教育、政治和宗教的问题，它们之所以深具哲学意义，并且与人生密切相关，是因为我们在面对它们时经常遭遇两难，往往莫衷一是，甚至持续地被这些问题纠缠。简单来说，我们需要深入地思考这些问题，才能够彰显人生的意义，而不至于流于形式。毕竟，人生是复杂的，唯独哲学式的反省才能够让我们做出恰当的判断。

首先，在道德领域，我们面对的两难是：做事情应该依照别人的规范，还是坚持个人的信念。听别人的意见行事，等于不思考，其结果是无法深知自己在做什么；若只听自己的意见行事，则无异于独行侠，冒着惊世骇俗的风险，可能违背社会规范。在本书中我们看到，关于是否应“投机赚钱”这个问题，索罗斯面对道德上的指责，人们质疑他未尽到社会责任。索罗斯很好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同时我们还能从他的答案中找到促进社会进步的观点，肯定自己的作为。

以自我为中心的索罗斯，借由说理的方式论证投机的行为，并不是不道德的。他从三个层面谈论这个问题。第一，市场中的投资人以牟利为主天经地义，因而寻找机会赚钱也无可厚非。第二，投资人能否找到投机的机会，以及决定要不要大赚一笔的判断，并不是道德责任的问题，而是规则设计的问题。第三，如果规则设计有问题，那么投机行为的存在就可以迫使掌权者更改规则，健全社会制度。我认同这三点，因为它们分别围绕市场、规则与社会进步进行论述，阐明道理，证实了市场中牟利的行为。

其次，在教育领域，我们面对的两难是：一方面，跟从老师学习理念，然后将理念内化成为自我体悟的知识；另一方面，批判老师的理念，然后从错误中学习，积累客观知识。在这种两难中，索罗斯采取综合的态度，先认定老师的理念为真。然后，他不断以批判的态度对这些理念进行说明，重新建构、持续修正。对索罗斯而言，他对波普提出的开放社会理念进行重建与批判，就是一个例子。

索罗斯初次接触开放社会理念时，立即本能地赏识开放社会，笃定地相信这种社会优于其他形态的社会。然而，他并没有停留于单纯地赏识，而是终其一生以批判的态度审视开放社会的内容。最后，他甚至承认，他并没有完全理解开放社会的涵义，但单就教育学习而言，这种接纳理念与批判理念相结合的方式，正是最佳的教育哲学。

再次，在政治领域，我们面对的两难是：一方面，我们应该适应政治传统，做奉公守法的公民；另一方面，我们应该坚持政治理想，无畏权势，做勇于建言的公民。面对这个问题，索罗斯很实际地将他在财经世界中赚得的名利，转换成其影响政治的基础。同时，他也以一贯的政治理想作为检验现实政治成败的标准。两者相互配合的结果，是他对美国社会由开放转向封闭的判断。

我坦言，认定美国社会向封闭社会发展是令人诧异的。在主观意识强烈的政治认同中，并没有多少人会接受索罗斯的判断。因此，2004年，索罗斯斥资50亿美元反对小布什总统竞选连任，但最终并未成功，这并不令人诧异。无论如何，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参与政治的前提必须是理想与现实并重。徒有理想，则不足以成事；只谈现实，则难免遭人怀疑是为了图谋私利。

索罗斯强调，他个人在富裕的条件下参与政治，让他能够在与权势对抗的同时，致力于实现自己长期思考的政治理想，即开放社会理念，并且在需要说服他人的时候，能够提供充分的理由。且不论这些理由是否能真正说服他人，在政治领域中，这种兼顾理想与现实的做法，确实符合政治哲学的基本要求。

最后，关于宗教这个层面。本书除了谈到索罗斯属于犹太族裔之外，完全没有提到任何其他特定的宗教。那么在索罗斯的哲学中，他哪一部分的宗教理念是我们应当认同的呢？答案很明显，就是我们对于“视之为真”的信念，尤其是这个信念应当具有的强度。然而，对于宗教信念，我们面对的两难是：一方面，我们必须捍卫信念的终极价值；另一方面，我们又需要避免因为捍卫信念而陷入死守教条的局面。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在坚持信念的同时，维持理性的态度呢？

在本书的叙述中，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索罗斯投资哲学的核心理念是可错论，但这个理论并不是要求我们否认一切为真，而是要求我们承认，我们宣称的知识有可能出错，必须加以修正。这样，我们才能够在进步中保持对知识的追求。简单来说，重点是追求进步，而不是全面否定。追求进步的必要条件是“求真”的方向，而只有“肯定客观真理存在”的信念，才能够让我们拥有这个方向感，持续地追求真理。

虽然肯定客观真理存在的信念是求真的必要条件，但我们没有证据证实这个信念为真；我们只能预设客观真理存在。索罗斯也承认，对他而言，“开放社会必然能够引领人类不断向前发展”这个信念，只能够用宗教信仰的方式作比喻。

所有的人都知道，宗教信念的价值，并不是让我们“无须思考”的终极价值，因为那样只会产生迷信与教条。拥有宗教信念的哲学涵义，在于让我们学会虔敬，尊重人在求知中的限制，也让我们相信：求知的意义就是求真，求真的过程就是批判与理性的结合。因此，索罗斯所谈的宗教比喻，并不是肯定哪一个超自然存在者，而是宣扬哲学中追求真理的信念。

这是索罗斯针对道德、教育、政治和宗教所表达的哲学道理，也可以说是本书中最重要的内容。然而，本书并不完全是一本论述哲学的书，毕竟索罗斯今天的成就来自他在投资事业上获得的成绩。这个成就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通过学习技巧与规则就可以指日可待的。本书无意也无法从指导投资这个角度引导读者。但是，我在本书中将索罗斯的一生及其成就分别依照胆识、知识、常识、见识、赏识与意识这六个面向所做的说明，旨在告诉大家：投资能力来自长期的培育，而其中关键的部分就是对哲学的掌握。这是读者需要自行体会的重点。

本书在截稿之际，正值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当选美国第45任总统。特朗普在当选前，曾经以挑动情绪为诉求，强调美国传统文化中的保守主义，并且表明他将取消多项自由贸易协定，采取保护主义。这些言论在他当选之后，令许多支持自由与开放的人士大为不满。可以想见的是，穷毕生之力支持开放社会的索罗斯，绝不会在抗议特朗普的活动中缺席。的确，在美国大选后的抗议活动中，不断传出消息说，抗议团体的幕后支持者就是索罗斯。

我无法证实这个消息，但从本书中的内容来看，如果这个消息是真的，也不令人意外。让我惊讶的是，这个已经87岁高龄的亿万富翁，又要准备在余年施展才能，再度以行动对抗美国的主流价值观了。对于这一点，我不禁发自肺腑地感到：这真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精彩人生！

第七章 余年时期：认识自己的意识

第七章余年时期：认识自己的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