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读窝小说

大国领导力全文阅读

外国小说文学理论侦探推理惊悚悬疑传记回忆杂文随笔诗歌戏曲小故事
乐读窝小说 > 杂文随笔 > 大国领导力

第二章 领导与战略偏好

书籍名:《大国领导力》    作者:阎学通
推荐阅读:大国领导力txt下载 大国领导力笔趣阁 大国领导力顶点 大国领导力快眼 大国领导力sodu
上一章目录下一章
    《大国领导力》第二章 领导与战略偏好,页面无弹窗的全文阅读!



王霸、安存、危殆、灭亡,制与在我,亡乎人。

荀子

本书要讨论的核心问题是,崛起国为什么能够超越实力远比自己强大的主导国,成为新的世界领导国。以往50年里,国际关系研究深受行为主义影响,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许多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都忽视了可作为自变量的政治领导类型。[1]这就是为什么许多现实主义理论无法解释为何21世纪初中美实力差距缩小得那么快,也无法解释特朗普政府仅执政半年美国的国际领导力就迅速下降的现象。本书创建的理论将政治领导作为综合实力公式中的关键变量,并解释了为何崛起国能在物质实力相对较弱的情况下超越主导国。

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家认为,国家间的权力转移源于大国统治者的变更。因此,他们把统治者类型作为自变量进行分析。当然,这种分析方法并不是中国所特有的。在古代和现代的西方政治著作中,我们都能见到类似的分析方法。[2]本章的任务不是强调政治领导的重要性,而是以政府道义为标准对政治领导进行分类,从而研究不同类型的领导对实现国家利益的战略偏好的影响。

[1] Lebow, Tragic Vision of Politics, xi.

[2] 依据谁统治和他们为谁统治,亚里士多德列举了6类政府,并论证了这些政府的不同社会效果,相关介绍可参见 Edward Meredith Cope, An Introduction to Aristotle’s Rhetoric: With Analysis Notes and Appendices (London:MacMillan, 1867), 210-212。有关强调政治领导作用的现代西方政治著作可参见 Fareed Zakaria, From Wealth to Power - The Unusual Origins of America’s World Rol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8)。



领导的作用和类型


在20世纪80年代,罗伯特·杰克逊和卡尔·罗斯伯格研究了领导类型及其对非洲政治的影响。他们认为:“在维护或毁坏如和平、秩序、稳定和非物质安全‘政治物品’方面,非洲统治者及其他领导人的行为比任何其他因素起的作用都更重要。”[1]这种强调领导力重要性的观点,不仅可以解释非洲国家或发展中国家的政治,而且适用于所有国家。同样地,本书对国家领导和世界领导的类型划分也并非仅是针对中国的,而是适用于所有现代领导国的。



政治领导的作用


如第一章所述,本书将政治实力定义为综合实力的操作性变量,将政治领导定义为政治实力的核心成分。因此,政治领导被视为决策中的主观能动性因素。在一国实力不变的情况下,该国的领导类型是有可能改变的,且随着领导类型的改变制定出不同的对外战略。例如,2013年中国的综合实力并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但新换届的中国政府改变了以往的对外战略,从韬光养晦转向奋发有为。[2]这个事例符合玛格丽特·赫尔曼和乔·哈根的观点:“领导人划定一国国际利益和国内利益的界限。他们根据自己的认知和理解做出预测、制定战略并敦促本国政府采取行动。……这种认知有助于政府把握应对国际事务的方向。”[3]

本书将决策视为集体行动,而不是某个领导者的个人行为,因此本书所说的政治领导是指决策的领导团队,而不仅仅是指最高领导人一人。无论决策的最高领导人有何不同,所有的决策都是由一个团队制定的,甚至独裁体制也是如此。例如,尽管团队成员在观念上存在分歧,但罗斯福、斯大林、希特勒各自的领导团队仍有类型之别。这些领导团队在二战期间做出的战略决定都是基于团队成员磋商而形成的。

领导团队不等于最高领导人,而是包括了最高领导人、他的团队成员以及他们之间的互动。对此,荀子指出,“故道王者之法,与王者之人为之,则亦王;道霸者之法,与霸者之人为之,则亦霸”。[4]莫里斯·菲奥里纳和肯尼思·谢普瑟认为,领导是“用来描述网络中一个部分的术语,这是个预测、预期和选择相互依存的网络。……没有追随者就没有领导者。”[5]笔者认为,最高领导人和他的团队成员能自然地聚集到一起,是因为无论在中文社会还是在英文社会里,同类人相互吸引是个普遍的现象。在中文和英文两种语言中,都有类似的俗语反映了这种现象。中文俗语有“人以群分,物以类聚”,英文俗语有“Birds of a feather flock together”。

本书对政治领导的分类依据其具体的政策而不是最高领导人的个性或信仰。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说:“检验一个政府是不是真的好政府,要看它有没有提供好的管理的能力和倾向。”[6]本书创建的是国际关系理论,因此从制定对外政策的角度对领导进行分类。决策团队成员意见不一是司空见惯的。当就某一问题达不成共识时,他们会推迟对该问题的决策,直到不得不做出决定或重新讨论时再议。赫尔曼和哈根注意到,学者发现过度的集体凝聚力会形成“集体思维”,而且会导致权力大的决策者的政策偏好草率地成为决定。[7]南内尔·基奥恩指出,“领导这一事务的特点就是最高领导人与其追随者持续不断的不对称性,以至最高领导人对追随者行为的影响力和塑造力大于追随者对最高领导人行为的影响力和塑造力”。[8]在出现国际危机时,这种情况尤为突出。最高领导人承担着维护政府政权的终极责任,危机时,最终决策的权威就会向最高领导人集中。由于领导团队的政策通常与最高领导人的意见一致,因此在做定性分析时,我们可以将最高领导人作为决策团队的代表。



上一章目录下一章
推荐书籍:创造新需求 极端生存 创造的本源 人类存在的意义 《十月·长篇小说》2018年第5期 赢在执行 赢在转念间 赢在资本 硬刀子软刀子 拥抱你的员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