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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信誉与国际领导

书籍名:《大国领导力》    作者:阎学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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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将领导国的核心道义定义为在国内实行负责任且仁慈的治理,在国际上享有良好的战略信誉。领导国提供何种类型的国际领导取决于它是否重视其国际战略信誉。据此,国际领导可以分为4种类型:王道型、霸权型、昏庸型和强权型。这4种类型的国际领导在国际体系中运用其领导权时有着不同的偏好。



国际战略信誉


国家领导是以政治权力为基础的,国际领导则与之不同,主要建立在国家实力和战略信誉的基础之上。国家实力是行为体实行国际领导的工具,战略信誉使行为体具有合法性,从而使其能够吸引到国际追随者。因此,良好的国际战略信誉有助于强国提供的领导成为人们欣然接受的国际领导。根据第一章中有关权力与权威的区别,国际领导的权威是以良好的战略信誉而不是以国家实力为基础的。因此,领导国只有保持良好的战略信誉才能享有崇高的国际权威。

国际战略信誉既体现在国际领导的合法性上,又体现在该领导的政治实力上。良好的国际信誉通常会形成更大的政治实力,而政治实力作为综合实力的操作性要素,可成倍增强领导国资源性实力的作用。因此,良好的信誉能极大地增强崛起国的综合实力。这个逻辑意味着,即使崛起国的资源性实力远小于主导国,如果它具有良好的战略信誉,它仍能缩小与主导国之间的综合实力差距。同理,主导国通过提高自身的战略信誉也能够增强其对崛起国的优势。

国际战略信誉转化为综合实力的增强,这种转化机制是通过盟国的支持实现的。通过提高其战略信誉,同盟的领导国能够获得更多的盟友和更广泛的国际支持。拥有更多的盟友可使同盟的领导国利用更多的物质资源来处理国际困难,此外还减少了竞争对手可利用的国际资源。这样的过程将逐渐改变崛起国和主导国之间的综合实力差距。当以崛起国为首的同盟在实力方面压倒了主导国领导的同盟时,主导国将别无选择,只能接受崛起国取代它的地位。相反,主导国通过增加盟友则能制约崛起国扩大国际支持,从而巩固自己所领导的同盟。这就是为什么盟国的数量经常被用来作为国际战略信誉和政治声誉的关键衡量指标。通过结盟给其他国家特别是邻国提供安全保障,是同盟的领导国建立国际战略信誉的主要方法。

冷战结束后,克林顿政府通过与更多国家结盟,主要是通过扩大北约成员国的方法,提高了美国的战略信誉。[1]扩大同盟的战略使美国遏制了俄罗斯并有效制约了中国获得与其迅速增长的经济实力相匹配的国际权力。同样是冷战后,中国始终不愿意为包括邻国在内的其他国家提供安全保障,2010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依然如此。*

特朗普总统忽视同盟的价值,从而导致美国的国际领导地位遭到削弱,这是个典型的例子。特朗普执政6个月,美国没有经历任何资源性实力的改变,它的国际领导力却急剧下降。西方国家不再坦然地指望美国做自由世界的领袖了。在2017年5月的北约峰会上,特朗普总统抱怨北约欧洲成员没有为它们的国防做出“公平份额”的贡献。在私下会晤时,北约领导人对特朗普的行为和态度表示失望,以致在特朗普走后不久,极为谨慎的德国总理默克尔在一次重要讲话中说,欧洲人已不能完全靠美国了。[2]她说:“我们欧洲人真的必须把我们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了。”她还补充说:“我们必须为自己的命运而战。”[3]



国际领导类型


二战结束时,世界舞台上的主要国际领袖有斯大林、丘吉尔、戴高乐和杜鲁门。仔细想想,他们似乎都是不同凡响的。人们认为21世纪没有什么国际领袖,因为国际领导人面临的体系性困境不再是安全问题,而是经济问题和环境问题。事实并非如此。国际领导仍然是国际秩序的关键因素。国际领导人需要决定如何通过参与建立区域和全球机制规划国际舞台上正在发生的一切事务,以及制定规则和规范,以引导国际体系走向未来。

国际领导需要国际追随者,也就是说,没有追随者,就没有领导。然而,追随不同类型领导的原因不同。因此,国际领导的类型与特定领导所具有的权威水平密切相关。由于战略信誉和一致的行为准则是建立国际权威的必要条件,因此我们可以根据这两个变量对国际领导进行分类。战略信誉有两个变量值:守信誉和不守信誉。行为准则的两个变量值是:标准一致和双重标准。这样,我们就有4种类型的国际领导:王道型、霸权型、昏庸型和强权型(见表2—2)。这种分类受到荀子对统治者分类的启发,他将统治者分为三种类型。他说:“故用国者,义立而王,信立而霸,权谋立而亡。”[4]他将统治者治理社会的方法也分为三种:“王夺之人,霸夺之与,强夺之地。”[5]本节划分的4种类型实际上是在荀子所说的“霸”和“强”之间加上了昏庸型领导作为一种新的国际领导类型。


表2-2 国际领导的类型


(1)王道型领导:守信誉并政策标准一致的是王道型国际领导。这种国际领导的外交政策与国际规范相符且具有战略信誉。在国际体系中,领导国如果实行道义原则,就会被视为王道型领导。也就是说,它以三种方式维护良好的战略信誉和国际秩序:一是按照国际规范行事,以身作则地为其他国家树立良好榜样;二是奖励遵守规范的国家,以推行有益的国际规范;三是惩治违反国际规范的国家,以维护国际规范。[6]管子对王道型领导和霸权型领导进行了区分,他说:“夫丰国之谓霸,兼正之国之谓王。”[7]由于王道型领导能够纠正那些扰乱国际秩序的国家,因此以王道型领导为基础的秩序能够长久地维持下去。在中国古代的国际体系中,西周被公认为一种王道的典型,它持久而稳定地维护了一个相对和平的国际秩序。

王道型领导符合国际领导的高道义标准,因此这类领导在历史上为数不多。在现代史上,罗斯福政府可以作为这一类型的代表。在他的领导下,美国军队解放了二战期间被纳粹德国和军国主义日本占领的许多国家。这种行为被称为“兴灭国,继绝世”,符合儒家的王道领导标准。[8]罗斯福政府作为王道型领导,为联合国的成立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不幸的是,罗斯福总统在1945年10月24日联合国成立之前去世了,二战后就没有机会实行王道型国际领导方式了,否则战后的历史可能会大有不同。

(2)霸权型领导:守信誉但采取双重标准原则的属于霸权型国际领导。霸权型领导制定对外政策时采取双重标准:对盟友信守承诺,提供援助,因此值得信任;对其竞争对手冷酷无情,因此霸权国的敌手从不期盼霸权国遵守国际规范。在战略信誉和道义行为方面,霸权型领导远不及王道型领导,但比昏庸型领导或强权型领导好得多。霸权型领导在同盟内部保持战略信誉,但以丛林法则来处理与非盟国的关系。这种做法有助于维护由霸权国领导的同盟内部团结和稳定,但对整个国际体系的稳定起着破坏作用。因此,霸权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与昏庸型领导或强权型领导主导的国际秩序相比是相对和平的,但远不如由王道型领导主导的国际秩序和平。[9]齐国是春秋时期的霸权国,它于公元前651年建立起当时华夏体系里最大的同盟(7个诸侯国参加)。在齐桓公的统治下,齐国展示了霸权型领导的行为和战略。[10]冷战时期的美苏两国政府被视为霸权型领导的现代代表。

领导国遵守其签署的国际条约被认为是一种道义行为,出自这样国家的领导通常被认为是可靠的王道型领导。相反,在实践国际规范过程中奉行双重标准被认为是不道义的,因此采取这种行为的国家则被视为不可靠的国家。领导国采取双重标准的行为常常被视为虚伪。事实上,虚伪和双重标准是有区别的。虚伪的行为者知道其行为是不道义的。正如拉罗什富科所说,“虚伪是邪恶对美德所表示的崇敬”。[11]然而,持双重标准的行为者认为奉行双重标准原则是合理的,并不感到内疚。例如,西方国家在冷战后支持集权国家的分离主义,却不支持民主国家的分离主义。

(3)昏庸型领导:既不守信誉又采取双重标准的属于昏庸型国际领导。这种类型的领导是不负责任的,其外交政策原则是随波逐流地附和其他大国。这是一种欺软怕硬的领导,因此在战略上毫不可信。昏庸型领导不承担维护国际规范的责任,其行为常常是自相矛盾的和混乱的。由于昏庸型领导的政策不一致,朝令夕改,所以在盟国中没有信誉。这种领导的不可靠性使其所在国际体系的其他成员倾向于靠自身军事力量维持生存。因此,使用军事手段解决国际冲突成为常见的现象。

在中国历史上,公元前781—前771年在位的周幽王是典型的昏庸型领导。为了取悦他的宠妃褒姒,他点烽火台诱骗盟国派兵救援。此后,当敌国真的入侵他的国家时,他的盟友由于被欺骗过,所以都不派兵来救援了。[12]由于昏庸型领导主导的国际体系没有秩序,所以这种类型的领导是注定要被摧毁的。一些美国学者把特朗普政府视为该类型的领导。在特朗普宣布美国退出2015年《巴黎协定》后不久,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发表了一篇题为《特朗普的流氓美国》的文章。[13]普利策奖得主、记者托马斯·弗里德曼竟然称特朗普为中国的“特工”。[14]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约翰·伊肯伯里说:“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已经开始蓄意破坏它所创造的秩序。一个敌意的修正主义强权的确已经到场,它就在椭圆形办公室里,那里是自由世界跳动的心脏。”[15]

(4)强权型领导:不守信誉但行为标准一致的是强权型国际领导。杰克逊和罗斯伯格说:“强权国家不仅没有法律,而且权力不受任何约束,其结果是统治者及其代表随心所欲地使用权力。”[16]强权型领导按照强权政治的原则制定对外政策,因此盟友和敌人都不信任它。昏庸型领导和强权型领导的明显区别在于前者害怕强者,而后者不怕。当领导国的领导地位建立在其他国家的恐惧之上时,这种领导国就属于强权型领导,它在遵守国际规范方面没有战略信誉。强权领导的不道义行为强化无序体系的丛林法则,同时破坏其他国家实践的道义原则。当强权型国家成为主导国时,它率先破坏国际道义规则,这不可避免地会引起其他国家的效仿。于是,道义规范消亡而非扩展,这种由强权国主导的国际社会经常处于战争状态。[17]

以秦朝为例,它是第一个中华帝国,因其暴政而臭名昭彰。公元前221年,秦朝创建了一个由其领导的政治秩序,这个秩序只持续了14年。在接下来的2000多年里,秦朝一直是中国历史学家最爱引用的实例,用以说明为何单靠物质实力不足以维持政治秩序。在现代史上,二战期间由希特勒领导的德国纳粹政府和日本军国主义政府被人们普遍视为典型的强权型领导。

虽然国家领导和国际领导各有4个类型,但它们之间并无一一对应的关系,因为这两种领导的性质是不同的。国家领导只为自己的国家承担责任,因此只关心自己的国家利益。国际领导既对本国也对国际体系的秩序负责。由于这一根本性差异,在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领导国可能分别有不同的战略偏好。有一种误解,以为能够增强本国综合实力的国家领导必然是好的国际领导。从理论上来说,无为型领导和争斗型领导不如守成型领导和进取型领导那么重视战略信誉,但这并不能确保后两者就是王道型领导。作为王道型国际领导,它得将国际战略信誉推进为国际规范,这就要求国际领导以战略信誉为手段提高其国际权威。

[1] James M. Goldgeier, “The U.S. Decision to Enlarge NATO: How, When, Why,and What Next,” Brookings Review 17, no. 3 (1999):18-21.

[2] Frum,“The Death Knell for America’s Global Leadership.”

[3] “Merkel: ‘Europe’s Fate in Its Own Hands,’” Shanghaidaily, May 29,2017, http://shanghaidaily/world/Merkel-Europes-fate-in-its-ownhands/shdaily.shtml.

[4] 蒋南华、罗书勤、杨寒清注译:《荀子全译》,第203页。

[5] 同上,第146页。

[6] Yan Xuetong, “International Leadership and Norm Evolution,”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4 (2011): 241 n 244, n 245.

[7] 盛广智注译:《管子译注》,第268页。

[8] [ 英]理雅各英译,杨伯峻今译:《论语·尧曰》,见《四书》,湖南出版社,1992年,第255页。

[9] Yan Xuetong, “International Leadership and Norm Evolution,” 245.

[10] 公元前651年,齐国在葵丘与鲁、宋、郑、卫等国的国君举行了会盟,拥有最高合法权威的周襄王也派代表出席了会盟。该同盟成员国同意永不互相攻击,并在受到攻击时相互帮助。齐桓公因此成为这些弱国的霸主。

[11] François de La Rochefoucauld, Maximes et Reflexions Diverses, ed. Jean Lafond, 2nd ed. (Paris: Gallimard, 1976), Réflexion 218, 79,引自 Lebow,Tragic Vision of Politics, 17。

[12] 杨宽:《西周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850—851页。

[13] Stiglitz, “Trump’s Rogue America.”

[14] Thomas L. Friedman, “Trump Is a Chinese ‘Agent’,” Gulfnews, October 28, 2017, http://gulfnews/opinion/thinkers/trump-is-a-chineseagent-1.2003547.

[15] Ikenberry, “Plot against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 2.

[16] Jackson and Rosberg, Personal Rule in Black Africa, 80.

[17] Yan Xuetong, “International Leadership and Norm Evolution,”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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