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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极格局不等于冷战

书籍名:《大国领导力》    作者:阎学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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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的两极化趋势下,许多人担心中美战略竞争将导致世界重回冷战,特别是如果中国放弃不结盟原则,像美国一样实行结盟政策,世界会变得和20世纪下半叶一样。[1]这种理解是将“两极格局”与“冷战”混为一谈。两极格局是指实力相当的两个大国各自在国际上有一些追随者,而冷战指的是通过军事对抗进行的意识形态竞争,其最主要的形式是代理人战争。历史表明,两极格局可以有三种不同的情况:战争、冷战、和平。

公元前431—前404年,雅典和斯巴达是古希腊两个最强大的城邦。它们在地中海地区形成了两极格局后不久便发生了伯罗奔尼撒战争。[2]这个例子展示了战争中的两极格局。公元前579—前546年,晋国和楚国是中国东周列国时期的两大霸权,形成了诸侯国际体系的两极格局。经过80多年的军事对抗和多次战争,这两个大国签署了一份和平条约,其中包括这样的条款:“若有害楚,则晋伐之;在晋,楚亦如之。”[3]两极格局形成后,这份和平条约建立了一个表面的联盟,使它们的关系不再那么暴力了。这一事例表明,两极格局既可以是战争状态也可以是和平状态。

1988年和1991年发生的两个历史事件也突显出两极格局与冷战的区别。1988年,历史见证了冷战期间美国总统首次访问苏联,两国达成了削减战略核武器的协议。[4]签署协议后,美国总统里根在莫斯科宣布冷战结束,美国不再把苏联视为邪恶帝国。[5]如果我们以这一宣布为标准,冷战结束于1988年。然而,两极格局并未随之结束,而是持续到1991年年底苏联解体才结束。这表明冷战和两极格局根本就不是一回事,而且两者也不必然是如影随形的。

冷战的形成需要三个必要条件:双方拥有核武器,可以防止美苏战略竞争升级为直接战争;意识形态竞争是战略竞争的核心;两个超级大国之间没有任何经济和社会交往。如今,缺乏其中任何一个条件,冷战都难以形成。核武器在防止中美直接战争方面起着积极作用,就像当初在美苏之间的作用一样。中美的核心冲突并非源于意识形态对抗,同时这两个大国在各个领域都有着广泛的社会交往。因此,中美战略竞争完全不同于当年的美苏战略竞争。下面我们详细讨论一下当前中美战略竞争不同于冷战的原因。

(1)对核武器的深刻理解,使中美两国尽力防止它们之间的战略竞争升级为战争。冷战初期,很多人还不知道核武器形成的相互威慑功能可以拯救世界。20世纪60年代,托马斯·谢林在研究核武器与有限战争之间的关系时,区分了核武器和非核武器的性质。[6]从那时起,战略家开始逐渐意识到核武器相互威慑的功能,到80年代,这种专业知识成为常识。核武器防止了二战后爆发世界大战,也防止了美苏间的直接战争。尽管在苏联解体后美国加速了反导系统的发展,但反导系统的改进并没有破坏核威慑的功能。美国的反导系统比任何国家都先进,尽管如此,在与核大国发生直接军事冲突方面,美国还是非常谨慎的。例如,乌克兰政府自2014年年中以来一直与在乌克兰东部的俄罗斯志愿军作战,美国虽然强烈反对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但奥巴马政府在向乌克兰政府提供毁灭性军事装备的问题上非常谨慎。[7]担心特朗普政府可能对朝鲜发动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美国国会考虑通过一项法律,以避免特朗普违反宪法规定,未经国会同意就进行预先策划的此类袭击。[8]

中国和美国都对核威慑战略有着深刻的了解,虽然它们继续其核武器和常规武器的现代化,但都知道在核战争中获胜是不可能的,都知道以核战争进行争霸的代价是无法承受的。由于核扩散增加了代理人战争升级为全面战争的危险,它们甚至不愿为了战略竞争而承担进行代理人战争的代价。今后10年,中美军备竞争将主要体现在武器现代化上,而军备竞争引发中美直接战争的危险并不大。中美实力差距进一步缩小还会抑制它们之间发生代理人战争,中美代理人战争的危险将小于当年美苏之间的战争。

(2)美苏对抗的核心是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对立,而中美在21世纪的竞争核心则是物质利益。意识形态对抗与政权的生存息息相关,没有调和的余地,因此常常引发生死之争,当初美苏都把对方公开定义为邪恶国家。物质利益的战略竞争,包括国际权力的竞争,会非常激烈,但它关乎国际影响力或国际地位,并不危及政权生存。因此,从克林顿第二任期开始,直到小布什和奥巴马的总统任期内,中国和美国都不愿将对方公开定义为敌人,而宁愿维持非敌非友或假朋友的关系。[9]当两国战略竞争有升级为军事冲突的潜在危险时,其中一方便可利用这种假朋友关系调解双边关系。2017年12月,特朗普政府公开将中国定义为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但它认为中国主要是个经济竞争者,还不是个意识形态竞争者。[10]意识到互相定义对方为战略竞争者会导致冷战,中国政府故意低调处理这一问题。只要中国自我控制不与美国进行意识形态竞争,世界就有可能避免陷入冷战。

如果把美苏之间的战略竞争比作拳击比赛,那么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就可以比作橄榄球比赛。前者主要依靠蛮力,而后者虽有身体碰撞,但较少依靠暴力作为主要的竞争手段。[11]没有人能断言冷战再也不会发生,但未来10年内爆发的风险不大。尽管特朗普政府有可能会在其总统任期内发动新的战争,但战争的对象国可能是比中国小得多的国家。中国也有可能在未来10年内卷入军事冲突,但是中国和美国进行直接战争的风险微乎其微。

(3)全球化降低了相互依存的脆弱性,从而使新冷战不太可能爆发。许多人同意华尔兹的观点,即法德的经济相互依赖没能阻止一战的发生,因为这表明在极度痛苦的战略对抗中,大国几乎不考虑战争造成的经济损失。[12]因此,他们认为,冷战后的经济全球化不能防止崛起国和主导国之间的战争。[13]然而,这些人忽视了全球化和双边相互依存的区别。两者都会使经济上相互依存的双方产生敏感性,但是全球化降低了相互依存的经济体的脆弱性,这与双边相互依存是相反的。罗伯特·基奥恩说:“相互依存的脆弱程度取决于各个行为体能否找到相对合适的其他选择以及替换的代价有多高昂。”[14]全球化为经济相互依存的国家创造了可供选择的替代市场,并降低了企业从一国转移到另一国的成本。在全球化时代,当相互依存的国家受到原经济伙伴的经济制裁时,可以以较低的成本在其他国家找到替代市场。例如,2012年钓鱼岛争端引发了中日政治对抗,日本企业很快将其投资从中国转移到东盟国家。2013年1—6月,日本对东盟的直接投资猛增了88.7%,达到9986亿日元,而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则比上一年下降18%至4701亿日元。[15]

苏联解体后,民主化和市场化创建了全球市场。东欧国家的民主化导致了经济互助委员会的解体,从而将东西方两个市场变成了一个全球市场。市场化打开了许多发展中国家封闭的市场。除了朝鲜和古巴等少数例外国家,大多数国家都向外国资本和产品开放了国内市场。对外贸易与海外投资已成为中国和美国获取外国市场及自然资源的两个主要手段,用这两个手段积累财富比战争更有效。

(4)除了全球化,计算机技术也有利于防止21世纪发生新冷战。由于计算机科学的迅速发展,技术成为积累国家财富最重要的工具,同时降低了自然资源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故此,中美不需要为了争夺自然资源而发动战争。在20世纪80年代,个人电脑开始流行,到90年代互联网成了“日用品”。计算机技术和互联网极大程度地提高了人类的发明能力与生产能力,以至人类的生产能力超过其消费能力。中美两国具有最强大的技术发明能力,能创造出足够多的新产品用于贸易,以换取它们所需的所有自然资源。因此,它们都不需要用军事力量去控制自然资源所在的地区。在21世纪,人类面临的最大问题不再是生产力不能满足消费需求,而是人类无力消费掉自己生产出来的所有产品。这就是众所周知的“全球产能过剩”问题。

战争已不如对外投资能更有效地获取自然资源。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外汇储备,美元是已分配外汇储备中最广泛持有的货币。这意味着中国和美国都拥有在全球获取自然资源的强大经济手段。此外,科技的迅速发展正在不断地以新发明的材料和能源替代自然资源。这意味着中美两国经济增长对海外自然资源的依赖将下降,而更多地依赖它们各自的技术发明。例如,页岩气技术的改进大大降低了美国的石油进口量。[16]故此,在未来,中美两国争夺的将是技术优势和消费市场,而非自然资源。技术优势是以国内先进的大学教育而非在国外的军事竞争为基础的,这一点也有助于区分中美战略竞争与美苏冷战的不同。

[1] 毕方圆:《曲星:中俄不能结盟,否则会爆发新冷战》,环球网,2014年12月6日,http://world.huanqiu/exclusive/2014-12/5229619.html;Richard A. Bitzinger, “Warring Ideas: Yan Xuetong’s Awful Concept of a Chinese Military Alliance,” Asia Times, February 16, 2016, http://atimes/article/warring-ideas-yan-xuetongs-awful-concept-of-a chinese-military-alliance/。

[2] Allison, Destined for War, 28.

[3] 胡志挥英译,陈可炯今译:《左传(上)》,湖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607—608页。

[4] 《世界知识年鉴(1989—1990)》,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第714页。

[5] 同上。

[6] Thomas C. Schelling, The Strategy of Conflict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257-66.

[7] James Warren, “Obama Tones Down Talk of Military Aid for Ukraine, but Won’t Rule It Out Either,” New York Daily News, February 9, 2015, 2:06 p.m.,http://nydailynews/news/politics/obama-tones-talk-military-aidukraine-article-1.2108681.

[8] Michael Eisenscher, “Donald Trump, Congress, and War with North Korea,” Counter Punch, November 21, 2017, https://counterpunch.org/2017/11/21/donald-trump-congress-and-war-with-north-korea/.

[9] Yan Xuetong, “The Instability of China-US Relations,”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3, no.3 (Autumn 2010): 280-85.

[10]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Washington, DC: White House, December 2017), http://dtic.mil/dtic/tr/fulltext/u2/1043812.pdf.

[11] Yan Xuetong and Qi Haixia, “Football Game Rather Than Boxing Match:China-US Intensifying Rivalry Does Not Amount to Cold War,”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5, no.2 (2012): 124-27.

[12]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138-43.

[13] Mearsheimer,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updated ed., New York: W.W.Norton, 2014), chapter 10.

[14] Robert O. Keohane and Joseph S. Nye,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World Politics in Transition (Boston: Little, Brown, 1977), 13.

[15] “Will an Integrated ASEAN Region Challenge China?” Knowledge@wharton,January 15, 2014, http://knowledge.wharton.upenn.edu/article/will-an-integratedasean-region-challenge-china/.

[16] Megan Slack, “Our Dependence on Foreign Oil Is Declining,” White House Blog, March 1, 2012, 9:30 a.m. EST, http://whitehouse.gov/blog/2012/03/01/our-dependence-foreign-oil-decl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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