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领导与国际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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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孔子 由于国际规范的变化是在国家互动的过程中形成的,所以许多国际关系学者有一种被误导的倾向,他们忽略了一个事实,即领导国对新国际规范的形成所起的主导作用比其他国家大得多。本章将主要讨论在国际体系中国际规范是如何伴随领导国的外交行为而变化的。对这一观点所做的分析是建立在本书推论3之上的,即追求自身利益是国家行为的首要动机,也是制定国际规范背后的压力。也就是说,主导国建立或维护有利于其主导地位的国际秩序的意愿是其改变国际规范的动力。由于不同类型的国际领导具有不同的战略偏好,因此不同类型主导国与其他国家的互动有可能促进国际合作,也有可能加剧国际冲突。鉴于领导国的对外政策行为对新规范的形成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有必要仔细研究它们是如何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体系中建立新规范的。 有关领导与规范变化的早期研究 早期研究领导在国际政治中作用的主要是研究决策理论的学者。20世纪60年代,行为主义学者从政治领袖的个人特点、教育背景、宗教信仰、政治经验和专业知识的角度研究对外决策。他们有关领导者类型的一些结论有助于讨论这个问题。例如,理查德·斯奈德和他的同事将领导者分为两类:一类是目的驱动型,另一类是原因驱动型。[1]对于这两种类型的领导者,詹姆斯·多尔蒂和罗伯特·法尔茨格拉夫认为,前者有意识地创建或改革规范,后者则无意识地创建或改革规范。[2]笔者同意领导类型在改革国际规范中具有决定性作用的观点,但本书没有使用他们对国际领导的分类,因为这一分类无法解释为什么同类型的领导人对同一国际规范会采取相反的做法。以美国总统约翰逊和小布什为例,他们都是典型的目的驱动型领导。约翰逊支持《不扩散核武器条约》,限制与非法核国家进行核合作,而小布什却违反《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与不是该条约缔约国的印度进行核合作。[3]本章将依据第二章中的国际领导类型来分析领导类型与规范变化的关系。 研究国际规范的理论家普遍赞同玛莎·芬尼莫尔和凯瑟琳·辛金克的观点,即领导国的变化是国际规范性质变化的先决条件。他们认为新国际规范的形成通常要经历三个阶段:一是领导国提倡新的规范,二是大多数国家遵循这种规范,三是这种规范被内化或社会化为指导国际行为的普世原则。[4]这个分析模型是有用的,但其辩证分析的方法使自变量和因变量无法区分。这种方法一方面说人们的观念变化改变了国际规范,另一方面又说国际规范建构了人们的国家利益观念。[5]为了避免观念在理论建设中既是自变量又是因变量的缺陷,笔者将探讨领导国行为变化与国际规范变化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国际领导类型是自变量,而国际规范类型是依据领导类型变化的因变量。领导国有选择性地推进某些规范是因为这些规范有利于维护它们的利益,它们不会接受那些好的但不利于它们的规范。因此,不同类型的领导国会主张不同的规范。为了避免判断的主观性,本书将以领导国的行为作为判断领导类型的标准,依据事情发生的时间顺序判断领导国行为对国际规范的影响。也就是说,领导国的行为发生在国际规范变化之前。 领导国提倡的新规范,有时能成功成为国际规范,有时则不能。根据这种现象,约翰·伊肯伯里和查尔斯·库普钱研究了领导国成功建立新国际规范的过程和条件。他们发现主导国通过三个机制将新的国际规范社会化为其他国家的行为原则,这三个机制是规范劝说、外部诱导和内部改造。[6]规范劝说是指促使他国精英将主导国倡导的新规范内化为本国的观念,然后它们就会采取与之相应的新政策。外部诱导和内部改造则都先改变较弱国家的政策,通过这些国家的政策改变使它们接受新规范。[7]在这个分析模型里三个机制有重叠之处,内部改造这一机制尤为值得商榷。 第一个问题是规范劝说和外部诱导有相互重叠之处。规范劝说包括告知较弱国家依据某种行为原则采取行动的潜在好处以及不这样做的坏处。这种劝说与外部诱导有相似性。第二个问题是外部诱导经常被纳入内部改造的努力之中,以改变弱国的国家领导。例如,美国通过改变日本的宪法和政府迫使日本政府接受二战后的新规范,日本政府在美国的压力下接受移民劳工的国际规范就是这方面的实例。[8]第三个问题是内部改造混淆了社会化的过程和结果。伊肯伯里和库普钱说,规范劝说是指较弱国家首先内化新的规范,随之改变其政策。[9]这种机制没有包括一国的内化过程,而是直接假定了内化的结果。然而,实际上,规范的内化是该规范在一国大众中的社会化过程,不仅仅限于少数决策者的内化。一个较弱国家的决策者接受主导国的劝说并不等同于该国已将新规范内化了。尽管外部诱导和内部改造能使他国领导接受主导国提倡的规范并将其体现于政策之中,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规范在那个国家已经社会化了。不管政策制定者是被说服的、被强迫的还是被改造的,他们对新规范的接受都仅能表明社会化进程的开始,而不是已经社会化的结果。 [1] Richard C. Snyder, H. W. Bruck, and Burton Sapin, “Decision-Making as an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 Foreign Policy DecisionMaking, ed. Richard Snyder, H. W. Bruck, and Burton Sapin, rev. ed., 21-152.(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2), 119. [2] Dougherty and Pfaltzgraff, Contending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559. [3] “目的驱动”是指为了实现一个目标而制定政策。约翰逊扩大越南战争是为了防止东南亚国家落入共产党手中,小布什发动伊拉克战争是为了扩大美国对中东的控制。 [4] Martha Finnemore and Kathryn Sikkink, “International Norms Dynamics and Political Chang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52, no. 4 (1998): 887-917. [5] 同上,第891页,第896—897页。 [6] G. John Ikenberry and Charles A. Kupchan, “Socialization and Hegemonic Pow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4, no.3 (1990): 290. [7] 同上,第290—292页。 [8] Amy Gurowitz, “Mobilizing International Norms: Domestic Actors, Immigrants,and the Japanese State,” World Politics 51, no. 3 (1999): 413-45. [9] Ikenberry and Kupchan, “Socialization and Hegemonic Power,” 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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