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系转型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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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1表明,国际体系中的单独一个构成要素转变与国际体系转型之间没有严格的对应关系。故此,按照逻辑我们需要弄清两个构成要素同时转变能否引起体系转型。结果表明,以国际体系中任意两个构成要素同时转变为标准来界定国际体系转型,就能比较一致地解释表7-1中各类国际体系的转型了。于是,我们可以认为,国际体系的转型与至少两个构成要素同时转变相关。
由两个构成要素变化带来的国际体系转型
在表7-1中,下列国际体系转型与国际规范和国际行为体同时转变具有相关性。从春秋到战国的体系转型中,主要行为体从天子授权的诸侯国变为独立的君主国。与此同时,国际规范也从禁止兼并变为认可兼并。在欧洲,从罗马帝国到中世纪的国际体系转型,经历了国际行为体从帝国到王国的变化,同时国际规范发生了从兼并到教权或分封的变化。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所引发的国际体系变化,见证了国际行为体从王国到民族国家、国际规范从教权到主权的变化。[1]上述三个案例中,国际行为体和国际规范都发生了类型变化,而国际格局保持不变。
在表7-1中,下列国际体系转型与国际格局和国际规范的同时变化具有相关性。从西周到春秋的国际体系转型,经历了国际格局由一极向多极的变化,国际规范由分封向争霸的变化,但当时霸权争夺还是禁止兼并的。现代的典型案例是二战后国际体系从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向雅尔塔体系的转型。在这个转型中,权力再分配使国际格局从多极转变为两极,国际规范从先占和兼并的原则转变为不干涉和不兼并的原则。这两个案例表明,在国际行为体不变的情况下,国际体系是有可能发生转型的。在第一个案例中,主要国际行为体未变,仍是天子国和诸侯国;在第二个案例中,民族国家仍为主要国际行为体。
最后,在表7-1的下列国际体系转型中可以发现国际行为体和国际格局类型同时变化。公元前221年,秦国吞并了其他6个君主国,秦国统治者的称谓从“王”改为“皇帝”,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帝国。随着国际行为体从君主国转变为帝国,国际格局也从多极转变为一极。于是,华夏体系从君主体系转变为帝国体系。在伊斯兰历史上也发生过这样的体系转型。自8世纪中叶起,阿拉伯的哈里发帝国开始衰落,分裂成多个城邦国家,伊斯兰世界的国际格局从单极转变为多极。这两个国际体系构成要素的变化带来伊斯兰世界的体系转型。14世纪末,随着奥斯曼帝国的崛起,伊斯兰国家从城邦变为帝国,后来在伊斯兰世界里又出现了另外两个帝国——波斯的萨非帝国和印度的莫卧儿帝国。与此同时,伊斯兰世界的国际格局由多极向单极转变。[2]上述国际体系转型是在国际规范不变的情况下发生的,这些国际体系盛行的都是兼并原则。
存在争议的案例与判断原则
在表7-1中,我们会看到一些体系的划分是存在争议的,如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反法兰西联盟体系和维也纳体系。这三个体系有着不同的国际规范,但它们的行为体类型和格局类型都是相同的。根据体系转型至少需要两个构成要素同时变化的标准,这三个体系不应被视为三个特性不同的国际体系。但是,有的学者认为,欧洲列强组成反法兰西联盟对革命的法国发动了7场战争,这是个两极格局,不同于维也纳体系的多极格局,同时其国际规范也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下的秘密外交原则转变为反法兰西联盟体系下的普世和平与正义原则,国际规范也改变了。[3]如果这个判断反映了历史事实,那么这三个体系之间的两次转型就符合两个构成要素转变的标准,否则就不符合。
不过,关于1648—1913年的欧洲国际体系也许还可以下另一种定义。在通常情况下,与国际格局或国际规范的类型转变所需的时间相比,国际体系转型所需的时间长得多。由于反法兰西联盟只持续了25年,所以可以把它归类为处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和维也纳体系之间的动乱时期,而不是一个独立的国际体系。这样就可以将这一时期的三个连续的国际体系视为同一个体系。事实上,在前现代的帝国和王朝的世界里,一个独立的国际体系持续200~300年是常见的。将这三个连续的时期归为一个国际体系也符合国际体系转型的标准,即至少两个构成要素同时发生转变。
诚然,“两个构成要素转变”的假设尚未得到彻底的检验。在穷尽对历史上所有国际体系转型的检验之前,还难以就构成要素转变与体系转型的关系得出严格的结论。因此,我们还不能断言只要国际体系的三个构成要素中的两个发生转变,体系就必然转型。上述分析提供了一个基本逻辑框架,基于这一逻辑推导出了判断国际体系是否转型的三个原则。第一,如果三个构成要素都发生类型转变,国际体系将不可避免地转型。第二,当国际体系三个构成要素中的两个发生类型转变,国际体系的性质极有可能转型。上述例子可用来支持这个原则,但仍然需要进一步的考证。第三,三个构成要素中只有一个发生转变时,国际体系不太可能转型,如我们所见,许多基于单一构成要素变化划分国际体系类型的做法都是错误的,尤其是基于国际格局变化划分的。这是典型的把体系的部分混淆为整体的逻辑错误。
[1] 刘德斌主编:《国际关系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6页,第27页,第45页;克拉勃:《近代国家观念》,王检译,商务印书馆,1957年,第1—24页。
[2] 刘德斌主编:《国际关系史》,第24—25页。
[3] 同上,第8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