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史案例
《大国领导力》现代史案例,页面无弹窗的全文阅读!
现代史上没有比两次世界大战对国际政治更具影响力的事件了。这两次大战虽然同等重要,但各自影响的结果不同。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一战改变了主导国的情形,但它并没有改变国际规范和国际格局的类型。相比之下,二战改变了整个国际体系,包括国际规范和国际格局,这主要是罗斯福政府提供了新型国际领导的结果。
一战没有带来国际体系转型
国际体系转型经常是通过战争实现的,但战争并不一定会带来国际体系转型。尽管一战在20世纪初对国际关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是它并没有带来国际体系转型,因为既没有出现国际格局类型的变化,也没有发生国际规范类型的变化。一战前后的国际格局都是多极的,国际规范的类型也都是强权政治规范。在一战爆发之前,全球主导国已不再建立帝国。中国和波斯帝国消失了,4个欧洲帝国(哈布斯堡帝国、霍亨索伦帝国、罗曼诺夫帝国和奥斯曼帝国)也大大削弱了。[1]所有新的欧洲主要大国都是帝国主义民族国家,战后依然如此。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英国是世界主导国,实行专横的国际领导。它一贯采用强权政治原则,在全球实施殖民扩张,使强权政治规范遍布全世界。[2]英国的强权政治原则表现为对外政策缺乏诚信,而且不遵守国际条约。1896年,英国公开承认其“光荣孤立”政策,表明其外交政策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被国际条约束缚。[3]这一政策使英国形成了不受任何条约约束的外交习惯。1898年,英国和德国签署了一份瓜分葡萄牙殖民地的协议。一年后,英国又与葡萄牙签署了一份协议,声明它不会入侵任何葡萄牙殖民地,这违背了它对德国的承诺。[4]1904年,英国对法国做出军事承诺,1907年对俄国也做出类似的承诺,都是针对德国的。然而,在仅仅两年后的1909年,英国就与德国就海军协议进行了谈判。因此,英国违反国际协议的行为与周宣王不遵守五服规范的行为很相似。
英国不遵守任何承诺的政策导致其他国家也无视国际条约。因此,在20世纪的头20年里,违反国际条约是一种普遍现象。国际条约被用作某项政策的借口,而不是基础,并且外交欺诈和背叛盛行。例如,意大利是意德奥三国同盟的核心成员。1914年7月28日一战爆发,此后不久,意大利却退出了同盟,8月3日宣布中立。[5]7月9日,英国告知德国驻英大使,英国既不是法国的盟友,也不是俄国的盟友,不受对这两个国家的任何承诺的约束。此外,一战爆发的两天前,英国表态称将保持中立,不卷入任何战争。由于背叛盟友是当时广为接受的国际规范,德国相信了英国背叛法国和俄国的表态。因此,当英国于7月29日宣布将参战时,德皇威廉二世大骂英国骗子。[6]
英国在拓展殖民地方面的强权政治原则被主要国家效仿。兼并他国领土或殖民地成为当时的国际规范,这与华夏体系战国时期的兼并规范很相似。在英国主导的体系下,发生了很多殖民战争,领土扩张和侵犯他国领土主权的情况经常出现,如1898年的美西战争、1899—1902年的布尔战争、1900年的八国联军侵华战争、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1907年的第二次摩洛哥危机、1911—1912年的意大利-土耳其战争、1911年的阿加迪尔危机、1911年的俄国入侵蒙古战争、1912—1913年的第一次巴尔干战争、1913年的第二次巴尔干战争,以及1914—1918年的一战。[7]
一战后不久,美国便取代英国成了世界最强国。虽然美国已经开始从强权国向霸权国过渡,但美国的实力还不足以提供不同于英国的国际领导。[8]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历史事件表明了这一点。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了建立集体安全体系的14点计划,后来被称为《国际联盟宪章》。《国际联盟宪章》中的条款包括保持成员国的领土完整、政治独立和民族自决。[9]然而,美国国会最终决定否决《凡尔赛条约》,因此拒绝了威尔逊总统提出的加入国际联盟的想法。因此,美国自己的决定使其领导失去了建立新的国际规范的机会,而英国、日本、法国和意大利等强权国家在一战后仍然主导国际规范。[10]换言之,一战后,强权领导继续存在,强权政治规范在国际政治中仍起主导作用。
一战后,违反国际条约仍是普遍的国际规范,以战争作为领土扩张的手段也仍然很常见。这是一个全球性的战国时代。尽管签署了许多限制使用武力的条约,包括《国际联盟盟约》(1919年)、《限制海军军备条约》(1922年)、《非战公约》(1928年)和《莫斯科议定书》(1929年),但是没有一个大国遵守这些国际条约。此外,包括德国、日本和意大利在内的15个国际联盟成员国后来都退出了这个国际组织。[11]这些事件表明,当时无视国际条约是普遍的,也是合法的。1929年大萧条之后,为了扩张领土,大国加剧大规模扩军。日本于1931年入侵中国东北,意大利于1935年入侵阿比西尼亚(埃塞俄比亚),日本于1937年全面入侵中国,德国同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又于1939年入侵波兰,这标志着二战的开始。[12]
从19世纪末到二战结束,国际体系的秩序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之前两个相对和平的时期。同时,该体系的国际行为体和国际规范都保持了相同的类型。一战前后都是多极格局,一战期间为两极格局。然而,这期间的国际格局变化没能带来国际体系转型。这一时期的国际关系史说明了国际秩序与国际体系的区别,以及国际格局变化与国际体系转型的区别。
二战后唯一的体系转型
与一战不同,二战带来了国际体系转型。战争虽然没有改变国际行为体的类型,但将国际格局从多极变为两极,将国际规范从强权政治规范变为双重标准规范。这些构成部分类型的变化引发了从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到雅尔塔体系的转变,而雅尔塔体系在冷战中幸存下来,并一直维持至今。
二战结束以来的国际关系史在学术上分为冷战时期和冷战后时期,其国际格局有所不同,分别为两极和一极。然而,自1945年以来,国际体系保持不变,因为这两个时期的国际行为体和国际规范的类型都没变。冷战期间,所有大国都是民族国家,其中美国和苏联是超级大国。由于这两个超级大国都是霸权国家,都实行霸权式的领导,它们所建立的国际规范也相应地是双重标准规范。冷战后,所有大国都仍然是民族国家,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虽然美国获得了最多的国际权力,但其政治性质保持不变。因此,国际领导的类型没有变,国际规范继续以双重标准原则为指导。
冷战时期的双重标准规范与春秋时期晋楚争霸的双重标准规范很相似,春秋时期的晋楚和冷战时期的美苏都是霸权国家,而不是强权国家。晋楚两国分别组建各自的联盟,支持战时的盟友,破坏敌国政权。美苏分别建立了各自的多边同盟和双边同盟,为盟国提供安全保障和经济援助,同时进行代理战争,颠覆敌国政权。然而,在遵守不兼并原则方面,美苏两国比晋楚两国好得多。
在维护与盟国的和平关系方面,美国可以与晋国相比,苏联可以与楚国相比。与苏联和楚国对它们盟国的政策相比,美国和晋国对盟国政策的信誉比较高,这是美国和晋国的相似之处。楚国比晋国对盟国的军事干预更多。美国于1948年启动“马歇尔计划”,帮助其欧洲盟国,并在1949年建立了北约,为其盟国提供安全保障。从那时起,美国再也没有对其盟国进行任何军事干预。[13]关于对盟国的战略信誉,苏联远不如美国。1948年,苏联断绝与南斯拉夫的同盟,并从南斯拉夫撤军。1958年,它单方面中止了与中国的援助条约。1956年和1968年,它分别对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进行军事干预,这两个国家都是华约的成员国。[14]这些行为不符合荀子所说的霸权标准,即“结约已定,虽睹利败,不欺其与”。[15]苏联不履行对其盟国的承诺,也是导致华约于1991年解散的一个重要原因。[16]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者,苏联违反与盟国的协议,不仅削弱了社会主义阵营内的团结,而且被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效仿,即通过战争解决争端,如20世纪70年代的中越战争和柬越战争。
冷战期间,美国和苏联对非盟国的行为都是以强权政治原则为指导的。为了扩大政治影响范围,它们不仅在军事上支持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代理人战争,而且有时还参与战争,如1950—1953年的朝鲜战争、1959年的猪湾战争、1961—1973年的越南战争、1979—1988年的阿富汗战争和1990—1991年的波斯湾战争。美国和苏联对非盟国的政策强化了敌对国家之间的强权政治规范。地区大国之间发生了许多战争,可见敌对国之间实行的也是强权政治原则,如印度与巴基斯坦的三次战争(1948年、1965年、1971年)、以色列与周边阿拉伯国家的5次中东战争(1948年、1956年、1967年、1973年、1982年)、中印战争(1962年)、柬越战争(1978—1979年)、中越军事冲突(1979年)、两次两伊战争(1980—1988年),以及南非对其邻国的多次军事入侵。
冷战后,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更有权加强双重标准规范。例如,美国和西方国家在分离主义问题上达成了默契,只支持非西方国家的分裂主义运动。这种情况直到今天都没有改变。相关的最新案例是,根据公投结果和加泰罗尼亚135个席位地区政府议员的投票结果,加泰罗尼亚宣布脱离西班牙独立,而美国、欧盟和许多西方国家的领导人对此不予承认。[17]同时,几乎没有西方国家领导人公开反对非西方国家的分离活动,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的分离主义活动就引起英国议会与美国国会的政治同情甚至是支持。此外,在导弹不扩散和导弹技术控制问题上,美国和西方国家阻止非西方国家之间的核扩散,而不阻止西方国家之间的核扩散。尽管沙特阿拉伯和缅甸的人权纪录同样糟糕,但西方国家在这方面对缅甸实施了制裁,但对美国的盟友沙特阿拉伯就没有实施制裁。
冷战结束后,一些国际关系学者研究出一种“民主和平”的理论,用来解释西方国家为什么与非西方国家开战,而它们相互之间不开战。这一理论论据是否可靠暂且不论,它使人们注意到的是冷战后时期双重标准规范的现象。1990—2002年,在世界46个不同地区共发生58起重大武装冲突,其中没有一起发生在西方国家之间。[18]1990年以来,发生了11次重大国际战争:波斯湾战争(1991年)、索马里战争(1992年)、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战争(1998年)、科索沃战争(1999年)、阿富汗战争(2001年)、伊拉克战争(2003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2006年)、格鲁吉亚战争(2008年)、利比亚战争(2011年)、叙利亚战争(2011年)和沙特阿拉伯-也门战争(2015年)。其中大多数战争都是由西方国家对非西方国家发动的。在这11次战争中,只有3次是非西方国家之间的战争,其余8次都与西方国家有关,其中7次有北约成员国参与。
[1] Stavrianos, World Since 1500, 322 n 431, n 457, n 472.
[2] 1902—1911年,英国的军费支出达到了顶峰,俄国、德国、法国这些二等军事强国的军费支出仅分别各占英国军费支出的2/3~3/4,奥匈帝国和意大利的军费支出不足其1/2。美国在1898年赢得美西战争,日本在1905年赢得日俄战争,随后两者的实力都大增,但仍不能与英国相比。参见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1871—1918)》,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第357—358页。
[3] 同上,第329页。
[4] 同上,第334页。
[5] 同上,第410页。
[6] 同上,第402—403页。
[7] 美西战争导致西班牙将古巴、波多黎各、西印度群岛、关岛和菲律宾割让给美国。英布战争导致布尔共和国失去独立,并同意接受英国王室的主权统治;大英帝国通过将开普敦、纳塔尔、德兰士瓦和奥兰治自由邦联合起来建立了南非联邦。日俄战争使俄国将其对亚瑟港、库页岛南部及附近岛屿的租赁权让给日本,并使其承认韩国是日本利益范围的一部分。1910年,日本正式兼并了韩国。意大利-土耳其战争导致土耳其承认的黎波里塔尼亚和西里纳加是意大利的属地。第一次巴尔干战争后,奥斯曼帝国放弃了它在欧洲大陆的所有土地,包括从爱琴海到黑海(阿尔巴尼亚除外)沿线以西,以及从克里特岛到黑山、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和希腊。第二次巴尔干战争后,希腊和塞尔维亚分裂了马其顿,奥斯曼人重新夺回了阿德里安堡,保加利亚失去了在第一次巴尔干战争中赢得的土地,同时还失去了其原有的一些领土。八国联军侵华后,俄国占领了中国东北三省,而且俄国、意大利、英国和奥匈帝国在天津获得了租界地。第二次摩洛哥危机后,法国军队占领了阿尔及利亚领土。阿加迪尔危机后,法国将其在刚果27 500平方公里土地上的财产移交给德国,而德国则将乍得湖以东的一块土地割让给法国。在俄国入侵蒙古后,俄国占领了在唐努乌梁海的中国领土。参见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1871—1918)》,第274—394页。
[8] 1922年,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和日本之间的《限制海军军备条约》规定,他们各国海军的比例为5∶5∶3∶1.75∶1.75。参见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1871—1918)》,第118页。
[9] 同上,第90—91页。
[10] 同上,第84—91页。
[11] 安国政、郭崇立、杨振武主编:《世界知识大辞典》(修订本),第984页。
[12] 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1929—1939)》,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第59—62,页,第83—86页,第148—149页,第184—187页,第277—380页;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1939—1945)》,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第4页,第5页。
[13] 安国政、郭崇立、杨振武主编:《世界知识大辞典》(修订本),第984页。
[14] 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1949—1959)》,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第309—310页;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1960—1969)》,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第105—107页。
[15] 蒋南华、罗书勤、杨寒清注译:《荀子全译》,第206页。
[16] 王明修主编:《世界知识年鉴(1991—1992)》,第846页。
[17] “UK, US Reject Catalonia’s Independence from Spain,” Rediffnews, October 27,2017, http://news.rediff/commentary/2017/oct/27/uk-us-reject-cataloniasindependence-from-spain/f0f76bb3f0ce01d42fd00e5503091738; “Europe Rejects Catalonia’s Independence,” En.Hberler, October 27, 2017, https://en.haberler/update-europe-rejects-catalonia-s-independence-1123115/.
[18] 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年鉴2003:军备、裁军和国际安全》,中国军控与裁军协会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第127—130页。重大武装冲突是指造成至少1 000名武装人员死亡的军事冲突。
小结
本章讨论了古代华夏体系和现代全球体系的变化,通过比较我们可以找出某些相似之处。例如,古代华夏案例和现代案例都表明,国际秩序不一定与国际体系的类型相一致。任何一种国际体系都可能经历和平时期和战争时期。这一事实表明,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是两种不同的事物。中国朝贡体系和美国主导的现代全球体系的国际领导都青睐双重标准规范。这与邝云峰关于冷战后时期美国领导的研究所见略同。他说,“美国作为朝贡体系的中心或焦点与明清时期的中国如出一辙。”[1]
历史表明,国际体系转型的方向是由国际领导的类型决定的。由于国际领导的变化是朝着随机的方向,而不是沿着一条循序渐进的路线,因此在长达千年的历史进程中,体系特征的变化也是不确定的。从西周时期到战国时期,华夏体系由一个相对王道的体系转变为强权政治体系,而从19世纪末到今天,全球国际体系由强权政治体系转变为霸权体系。这些体系转型的方向是相反的,这表明国际体系不是只以一种方式或朝着任何预定方向发展的。
决定国际秩序的是国际领导的类型,而不是国际格局。二战结束以来,军事对抗时而较多时而较少,国际秩序随之摇摆不定,但雅尔塔体系的性质没有改变。该体系的特点是双重标准规范,而不是两极格局或一极格局。目前以中美为首的两极化可能会产生一个新的国际领导,它将带来与冷战后时期不同的秩序。然而,新领导是会维持双重标准规范还是会形成一套新型规范尚不确定。我们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尽管国际秩序与冷战后时期不同,但国际体系仍将保持不变。
[1] Yuen Foong Khong, “The American Tributary System,”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6, no.1 (Spring 2013):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