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怀信心地面向未来

《顿悟时刻：深度察觉自我发展》满怀信心地面向未来,页面无弹窗的全文阅读!

保罗·瓦莱里的说法——“每个人都不及他所做过的最美好的事”——适用于此人的道德品格及其行为。[245]道德行为不会立即使某人成为道德优良或值得信任的人，相反，值得信任的人不一定会将其善良和正直转化为道德行为。可以肯定的是，我们的行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怀着善意和高尚的目的，我们通常会做好的和高尚的事情。但是，尽管我们可能具有某些优良品质，也有可能某些有价值的行为是以冷漠或屈尊的态度做出来的，有时甚至是出于一种伪装得很好的利己。另一方面，那些我们并不指望有礼貌、慷慨或高尚的人，可能会让我们大吃一惊，并以令人钦佩的方式行事。他们的行动似乎不是源于他们后天可能获得的美德，而是来自他们内心深处的人性，以及在他们行动的过程中赋予他们崇高的伟大品质和生命力的东西。

在这方面，斯派曼提到了弗里德里希·席勒（Friedrich Schiller）提出的“片面的道德观点”和“完整的人类学观点”之间的区别。前者在行为中看到了道德品质的和谐实现，后者认识到了行为与人达到的道德境界之间的差异、形式与内容之间的差异。在人类学层面上，行为的质量并不一定源于存在。斯派曼补充道：“一个人可以很正派，但仍然会受到违背诺言的诱惑。一个人可以是懦夫，但在关键时刻却不会抛弃他的同伴。并不是每个行事道德的人都能在所有时候有好的形象。”[246]闵可夫斯基的话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公民美德尽管重要，但并不等同于对道德行为的深刻而个人化的追求。”[247]

事实上，道德倾向在意外情况下的感人展现，就是人的尊严的彰显。我们注意到了一种计划之外的非强迫性的愿望，即把荣誉、仁慈、大度和自控置于追求物质利益、成功甚至社会认可之上。远离所有自私的考量会给人及其行为带来尊严。一个人的尊严的基础，是将自身利益视为相对次要之物，并通过为他人做好事来超越自身利益的能力。这样，他人就不会被视为一种手段或一种功能，而是因其自身无条件的自我价值而受到尊重。对他人固有的和绝对的价值表现出这种尊重的潜力普遍存在于每个人身上。

似乎当行为起源于无私地去做一件事而不求任何回报和奖励时，行动者就失去了自己的个性。然而，就像一个人受到榜样的鼓舞，感受到现实的吸引力，或者从小说的角度看世界的那些时刻一样，个人存在的扩大并不会抹杀个性意识。C.S.刘易斯说过，阅读伟大的文学作品“就和信仰、爱情、道德行为邂逅的过程一样，我超越了自我；那是我最贴近自我的时刻”。[248]

出人意料的、短暂的、有时甚至是不为人知的道德行为在我们的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闵可夫斯基将其影响力与我们，以及我们与未来的关系联系在一起。在没有道德行为的情况下，未来将在我们面前缺少我们想要的生命的开放性和丰富性：“尽管道德行为的倾向在日常生活中可能很罕见，但只有它才能够尽可能地拓宽未来。”[249]

如何超越自我，展望广阔的未来？有些人在经历了痛苦过后，对未来持谨慎和不信任态度，这是可以理解的。他们被一种明显的恐惧压倒了，担心过去会重演。未来不能再带给他们新的东西，他们只能为过去的负面经历负责。他们在生活中走得越远，积累的经验看起来就越相似。还有一些人希望看到一个与过去不同的未来，但却回避创新性的勇敢行动可能带来的改变。他们倾向于衡量每一项面向未来的事情的成本和收益。他们没有安全感，对自己失去信心，一心只想保护自己，不希望发生任何不同寻常和不合常规的事情，也不向别人交心。他们对自己理解和塑造周围世界的能力也缺乏基本的自信，在他们看来，周围世界往往是一个客观的、不利的、几乎不变的现实。他们通过依恋抽象的观念，或珍视某个物体来补偿这种损失。尽管有些人经历了失败和欺骗，付出的行为也化为徒劳，但他们仍然怀着无畏的信任和合理的乐观面对未来。当然，人类行为受大量社会文化机制的指导，这些机制有能力按照预先设定的模式来规范人类行为，而人类行为的可预测性在一定程度上顺应了这种机制。

对未来的信心也来自对纯粹的慷慨和生命神圣的间歇感知。正如我们在托尔斯泰的故事中所看到的那样，无论是从原因还是从初衷来看，道德行为都不能用先前的作为来解释。它不是植根于过去的，道德行为有其自身的价值，且根源于每个人内心深处的人性。它表现为我们所向往的一种理想或至高无上的价值，可以使生活变得有价值。在这一价值面前，道德行为的接受者和见证者都坚信，未来是值得信赖和许诺的，而且“生命在前进的过程中，包含着一个伟大和崇高的维度，并以此为基础”。[250]

如果我们无视人类的特征或缺点，对他们和他们的价值表现出信心，我们就可以鼓励他们对未来充满信心。我们的信任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新的未来，一个可以自由行动，不受任何限制并完成善事的未来。如果一个人的这种向善的倾向得到认可，它可能会在恰当的时机以适当的形式表现出来。当你对陌生人表现出真诚的热情时，向善的倾向可能会简短但有力地表现出来，可能会以礼物的形式送到某人手中，不带任何隐藏的利益，而是基于纯粹的体贴。它可能表现为在极度贫困和饥荒中分享最后一块面包的行为，或者是在极度危险的时刻解救某人的行为，哪怕这样做会危及自身。但是，即使我们对一个人完成这些行为的倾向保有信心，道德行为最终仍是不可预测的，总是需要自发的创造和再创造。

我们在这些例子中看到的是反应性和开放性的体验。与人和物的反应性和开放性的交流出现在儿童早期，并占据着重要地位。在正常情况下，孩子们发现自己处于一个“反应性的世界”（欧文·W.施特劳斯），以自信和想象力与人和物体建立伙伴关系。生物和非生物都体现了一种表现力：他们看到或摸到的一棵树或一块石头是有生命的，会对他们说话，并要求回应。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不可避免地学会了与“没有反应的世界”的接触模式——在这个世界里，人逐渐变得封闭、冷酷和怀有戒心，或者在亲切的开放和冷漠之间摇摆。[251]他们可能最终会依靠阅读和倾听来将内心的反应传达给他人的文学或艺术。

当人们以特定的利益相互联系，每个人都沦落到为实现自私的目标而设想手段的水平时，就会建立起一个不受欢迎的、不可接近的世界，以及对这个世界的不确定和恐惧的态度。在一个反应性的世界里会发生真实的对话和无私的合作，如果两个人以无私的态度彼此交往，并随时设身处地地为对方着想，我们就可能重新获得这个世界并怀着信任的态度享受它。由于我们不由自主地采取了这种态度，一种完全满足于当下和关心他人福祉的内在力量就会不时地以道德行为的形式表现出来。因此，道德行为在事物和人的关系方面带来了一种意想不到的质变。它宣扬了这样一种信念，即一种根深蒂固的向善倾向偶尔可以在人际互动中得到表达，并创造出一种积极自信的对待他人的态度，有助于恢复（即使是在很短的时间内）一个反应性的世界。

我反复强调了行为的品质和这种行为的实施者之间的差距：道德行为并不一定源于善，而善又定义了人的存在。然而，有一种能力可以在实现道德行为和维持向善的自发冲动方面发挥一定的作用。各种行动和拒绝行动——挽救生命、安抚的言辞或姿态、或拒绝以牙还牙——表明行善者能够想象他人的状况和处境以及自身行动的可能后果。不假思索地向需要帮助的人伸出援手，以及做出改变人生的举动，都是在想象力的帮助下发起的。另一方面，对人类苦难的麻木不仁和恶意是因为个体无法想象一种不同于自身的境况。G.K.切斯特顿恰如其分地将这种无能称为偏执。正如我所指出的，即使道德行为的倾向不能归结为性格特征或能力的存在或缺失，想象力的培养也是至关重要的，特别是在我们的教育过程中努力培养“真正的自由”，即“想象其他心灵”的能力，而不是传递行为规则和道德戒律。[252]

显然，尽管我们无法想象和接受人类可能拥有的极端和无处不在的邪恶，我们大多数人也存在着实施邪恶行为的可能性。表现为酷刑、谋杀、种族屠杀和灭绝的残忍暴行的范围之广和种类之多，让我们无法忽视人类持久的暴力和兽性倾向。此外在这里我要补充一句，最可怕的罪行是在二十世纪，以一种旨在永远消灭邪恶和苦难的善的名义犯下的。在我们熟悉的环境中，在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上，我们会做出一些难以估量的恶意举动，这些举动可能会迅速摧毁我们对同胞的信任。

然而，我们偶尔见证的高尚行为总能激励我们，并给我们希望，尽管世上有这么多丑恶，我们还是会相信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有行善的潜力。[253]即使我们每天都无法在我们身边的人的生活中察觉到“无私的向善的倾向”（亚历克西斯·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道德倾向的间歇性实现仍然足以让这种希望继续存在，同时帮助我们清楚地看到是什么让生命变得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