矫枉过正：文盛武衰（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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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太宗更是公开地宣布：

国家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帝王用心，常须谨此。

他话里所说的“奸邪”，矛头主要就是指向武将的。宋太宗有一次还说：

自梁晋已降，昏君弱主，失控驭之方，朝廷小有机宜，裨将列校，皆得预御坐而参议，其姑息武臣乃如此。朕君临四海，以至公御下，不唯此辈，假使李广复生，亦无姑息之理也。

如此一来，就严重地毒化了军中的氛围，战功越大，威望越高，反而越容易受到皇帝的猜疑，导致有才能的武将缩手缩脚，难以有所作为，明哲保身、因循苟且的庸将却左右逢源，得到提拔重用，不可避免地严重损害了军队的战斗力。在这种局面之下，就算汉代的“飞将军”李广真是起死回生，他也发挥不了什么作用，因为宋太宗根本就不会起用他。

“将从中御”的问题，更是一目了然，战场形势瞬息万变，克敌制胜靠得的是敌变我变、临机决断，讲究的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将从中御”偏偏捆住了将领们的手脚，剥夺了将领们的战术和战役自主权，使军队失去了赖以克敌制胜的机动权，宋军焉能不吃败仗！

在地方藩镇节度使方面。彻底铲除节度使，固然实现了中唐以来梦寐以求的中央集权，但物极必反，也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地方的严重削弱，特别是地方州县的兵力极其有限，地方官很多情况下手里只有百八十号老弱病残，完全丧失了处置紧急事务的能力。

宋仁宗的时候，一群劫匪路经高邮军（今江苏高邮），当地的知州闻讯后，不是派人前去捉拿，反而让人抬着酒菜、金钱到城外迎接，一顿好吃好喝伺候好了，这批劫匪就另往他处去了。朝廷知道后，许多人十分震怒，要求严办知州，但名臣范仲淹却说：“知州手里有几个兵？你让他如何与劫匪打仗，把劫匪礼送出境，保了一城百姓的平安，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范仲淹说的是实情，地方知州不是不想抵抗，但他手中无兵无将，哪有能力抵抗。

宋徽宗宣和年间，宋江起事，只凭着三十六名头领，几百号人马，就能纵横驰骋河北、山东大地，大宋的地方官要么抱头鼠窜，要么做缩头乌龟，只能天天乞求朝廷派禁军前来征讨。到了金兵南下的时候，宋朝大多数的地方官更是土崩瓦解，金兵如入无人之境，直逼开封城下。

两宋之际的抗金名相李纲有感于此，就曾专门向宋钦宗建议，在河北、山西等地重设几个大的藩镇节度使，以增强地方抵抗金兵的实力。

到了这个时候，一切都太晚了。当然，包医百病、尽善尽美的政治制度本来就不可能存在。无论多么高明的政治家，都只能是根据具体的时代课题，做出具体的针对性的决断。宋太祖在政权走马灯式更换的五代宋初，以牺牲军队部分战斗力为代价，求得政治安定的实现，是有其积极的现实意义的。

经过宋太祖十数年的苦心经营，到了宋太宗统治的时候，大宋政权内部的安定，已经基本得以实现，与契丹、西夏的军事冲突则急剧恶化，上升为最主要的矛盾。宋太宗及此后宋朝的皇帝们，在变化了的客观条件面前，仍然把宋太祖的政策奉为“万世不易”的“祖宗之法”，奉为神圣不可侵犯的金科玉律，就只能是自食其果。毕竟，世界上没有什么“万世不易”之法，拾遗补阙，与时俱进，永远是后代政治家们应负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