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蝴蝶梦里家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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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蝴蝶梦里家国
宋徽宗办画院，招画师采用唐人诗句命题考试。其中有一题“蝴蝶梦中家万里”，夺魁者王道亨画苏武牧羊假寐，以见万里意。此句出自唐崔涂《春夕》诗：“水流花谢两无情，送尽东风过楚城。蝴蝶梦中家万里，子规枝上月三更。故园书动经年绝，华发春唯满镜生。自是不归归便得，五湖烟景有谁争。”诗借梦蝶意象写游子孤眠异乡的空虚、失望：思乡入梦——梦醒益思——子规声里愁益愁。“蝴蝶梦”与“家万里”虚实相应，“蝴蝶梦”与“子规啼”乐悲同构，“子规啼”与“三更月”声色相照，清冷、凄凉、愁惨的气氛令人触目伤怀。王道亨的发挥扩充了原诗的意境，这种意境又正好影射了宋朝的国运，包括徽宗本人的命运。自秦汉以来，中原国家与周边少数民族国家的冲突一直不断，汉唐时期中原王朝通过武功与和议十分困难地维持着对峙局面。宋初开国之君建立起一套不同于汉唐的体制，改变了开拓向外、宣武播文的方针，代之为以强内虚外、沉潜向内为特点的文治靖国策略。这是唐末五代战乱之后的必然选择，事实证明是十分明智务实的。但强内虚外、沉潜向内是痛苦的、得有耐心的，只有太祖懂得其中的道理，太宗、真宗、仁宗，包括徽宗，都曾憋不住气想对外发泄一番，在“强内”不足的情况下贸然行动，结果都不得不缩回了头。真宗在取得澶渊之战胜利的时候，果断地以巨大的利益让渡与辽国签订历史上著名的“澶渊之盟”，是对时势的深刻洞见。继真宗签订“澶渊之盟”之后，宋朝与辽国之间和平相处了119年。后来辽国后院崛起女真部落，叛离其宗主辽国而独立，一年之后建立了号称“金”的国家。徽宗和蔡京、童贯、王黼等认为有机可乘，一相情愿地想要火中取栗，企图与其相互联合，腹背夹击，搞垮辽国。结果是灭了辽国，金国挥兵南下，直取开封，于是有了“靖康之耻”。国破家亡，徽宗本人北掳，也出现了许许多多洪皓一样的“宋之苏武”，“蝴蝶梦中家万里”由此成为一种时代的苦痛。
撇开“家万里”，“蝴蝶梦”本身也是宋朝的一个隐喻。与其他朝代相比，宋朝更具有梦幻特征。在“文治靖国”的方针支配之下，专制政权的独裁和残忍有所消解，士人大谈建国治国方略，产生了王安石这等具有伟大思想、伟大理想的改革家。当时各种思想得以兼容并蓄而集大成，形成了难以胜数的学说，每个人都可以有不同的或更多的价值取舍。其时科举制度又十分完善，平民有了更多进入上层社会的机遇。经济形态日益多元化，尤其是商业、手工业的地位空前提高，国民有了更多自由选择生业的机会。随之而来的是人的生活方式的改变。商人活动的舞台不断扩大，明显形成了商人阶层，农村和城市出现了许多种养、加工专业户，财富与政治的关系更加紧密，包括皇室在内的婚姻限制日益弛禁。前朝各代的科学技术和文学艺术得以全面综合并向精深化方向发展。造纸、印刷、纺织、制陶、医疗以及远洋、天文、物理等方面的科学技术成就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诗词、戏曲、绘画、书法全面趋于精熟，达于极致。除《资治通鉴》、《通志》、《续资治通鉴长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史学巨著之外，还出现了体例详备、征引赅洽的《乾道临安志》、《淳祐临安志》、《咸淳临安志》等地方志著作。另外，还开创性地编纂了规模宏大的《开宝大藏经》、《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册府元龟》、《神医普救方》、《崇文总目》等丛书、类书和目录学著作。在宋朝体系宏大而且结构复杂的皇权制度和种种鸿篇巨制之间，我们可以看到伟大的理想主义者的“蝴蝶梦”。
崔涂的“蝴蝶梦”意象自也与庄周梦蝶有关。庄周梦蝶还有它本来的一种哲学意义：不知是庄周做梦变成了蝴蝶，还是蝴蝶做梦变成了庄周——人不可能确切区分真实和虚幻，但人与物齐，若能打破生死、物我的界限，则可无往而不快乐。清人张潮于《幽梦影》中言：“庄周梦为蝴蝶，庄周之幸也；蝴蝶梦为庄周，蝴蝶之不幸也。”宋朝的君臣百姓在相对自由的自我经营和十分浓郁的文化建构气氛中，确实有点儿忘了自己是“庄周”而甘做“蝴蝶”。自太祖立不杀文臣的规矩后，尽管后来实际上也有过一些文字狱，但从政为官的环境还是比较宽松的，所以王安石、司马光、苏轼辈在朝堂上说话办事都比较意气用事，敢于大胆向皇上进谏自己的意见，还常常据理力争。许多人因此一生仕宦浮沉。起而落，贬而起，如同家常。王安石行改革，将个人的安危和利益置之度外，一心要施展自己的抱负。苏轼一生在患难中度过，但其似乎从来不接受教训，有机会还是照常发表自己的意见。宋徽宗天赋很高，并不如一般意义上认为的那样是个昏君，只是在朝堂上制造了他美妙的画境，用艺术手段做皇帝的事。南宋的大部分皇帝则在过着一种虚无缥缈的生活。宋朝的普通百姓似乎并不比前朝富裕多少，但他们都善于从自己平常的职业中发现创造的乐趣，制造出诸如南宋官窑、画金刺绣这等美丽的作品来。当时的许多文人入不了朝堂，便去做行吟诗人，其中写到万首诗词之多的不在少数。宋朝人将儒、释、道融为一体，不知自己是为儒、是为释、是为道，也不知自己之为“庄周”了。庄周梦蝶原本也极易滑向虚无主义、怀疑主义，但宋朝人好像并未如此，这是难能可贵的。“庄周”梦为“蝴蝶”，是宋朝人的幸事，也是宋朝的幸事。宋朝人在他们的超迈之间，创造了无与伦比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财富，拓展了自身的生活意境，更多地求得了人性化生活。当然，“蝴蝶”不再梦为“庄周”，也是宋朝的问题。
以蝴蝶比宋朝，在我来说，还有另外一层意思。以大历史来观，中国古代社会至于宋朝达于顶峰或极限，其整个国家体系、经济模式、文化思想全面走向圆熟，进入到如同蝴蝶羽化一样的蜕变期。我曾深入研究过中国书法，总的感觉是：中国书法在魏晋时进入由旧书体向新书体转变的时期，艺术创造的可能性被极大拓展，因而也把中国书法推向艺术高峰。书法自唐代而及宋走向精熟，基本在技巧方面打圈子，创造性的一面被消解。宋朝而后连在技巧上打圈子的余地也没有了，所以基本可以评估为末流。中国古代社会自宋朝以后也是如此，蜕变为“蝴蝶”后要进入死亡期，须重建新结构，但中国封建社会死亡期太长久。由于固有的农业社会根基太深，尽管有王安石等改革家的努力，其仍没有较早地向工业社会转进。元明清几代所能作的努力也就十分有限了。宋朝人所追求的那种理想社会仍是“蝴蝶梦中家万里”。
900年前的现代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