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币与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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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币与信用

用金属做货币，体重值小，流通不便。在发明了纸张和印刷术之后，人们很自然想到制造纸币。真宗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四川16户富商连保印交子，用一色纸，印树木房屋人物等图案，加押印信，各户都设置红黑二色相间的暗记。以贯为单位，面值不限，常常是万贯百贯。持交子者要用现钱时可持之变现，也可直接使用交子。以交子兑换现钱，须割去每贯30文的利息。每年丝蚕米麦收成时印交子一二次。后来交子常因发行人破产等原因不能兑现，官府遂禁止民间发行。天圣元年（1023年），官办四川交子务设立并发行首界官交子。“界”是流通期限，当时规定每两年一界，每界发行额为1 256 340贯，备36万贯铁钱以备兑取。这种交子面值固定并盖有官印，开始为1贯至10贯面值，熙宁元年（1068年）改为1贯和500文。兑付时要将字号登记入簿，按字号销账，以防止伪造。若用现钱去兑换交子，要扣去每贯30文入官，不同于民间交子以交子兑现钱时才扣。官交子设置专门的交子务负责印刷、发行和回笼。

最早的交子有点儿像私人借款字据，也有点儿像今日之有价证券，所以既非常原始，又有货币资本的许多属性。当时政府直接用交子作为大宗支付手段，如向商人购买军资粮草，或直接充做军费。王安石改革时也将其用做青苗本钱，政府之常平仓也以交子垫付。由于支付确实方便，政府便有推行的积极性。但是最主要最根本的原因是北宋曾出现严重的“钱荒”。所谓钱荒即通货短缺。对于钱荒的原因，专家考证结论不一。有的说是因“铜币外泄”，有的说是因商品经济发展导致货币供应量不足，有的说是因民间大量私销铜币，也有的说是因物价失控。因为冶铁技术不如冶铜成熟，加之铁还容易腐烂，所以当时铜币是主要通货。而金属币的币值与市价失衡，铜铸货币更是长期币值高于币价。经多道手工工序加工制作而成的铜币，一经销毁，反而获5倍以上的厚利。北宋币制本身内含着一种自我消亡的因素。在金属币十分紧缺的情况下，北宋又实行官吏薪俸和军队俸饷实物、货币参半的制度，食薪者阶层的生活全部或部分地纳入了市场交换。而市场中的硬通货又是金属币，所以不少官僚、官府将其聚集起来，进一步导致金属币的短缺。金属币的短缺，反过来推动了纸币的推广。南宋时，政府还曾在局部地区限制或禁止使用金属币。

但纸币本身又很不牢靠。纸币发行量的增大，特别如南宋，不顾经济规律，通过行政权力强行保护和推行纸币，导致了通货膨胀。北宋天圣年间（1023—1032年）初发行交子时，每界发行额相对固定，且备有铁钱兑付。至徽宗时，由于战事起，滥印交子，增多至2600余万贯。南宋时，除继续发行交子（当时称为钱引），还陆续发行了行在会子、湖会、淮交及银会等多种纸币，且数量越来越多。以行在会子为例，乾道五年（1169年）初发行时，以1000万贯为界额，但到第15界时差不多达23亿贯。如此巨大的发行量，再加上无现钱可兑换，使纸币急剧贬值，引起社会震荡。为了扼制这一势头，朝廷采取了一系列办法。这办法可有点儿病急乱投医，令人不敢想象。除用金属货币收兑纸币、以纸币抵赋税、出售货物回笼外，还出卖官田、官爵来回笼。如南宋高宗绍兴末年至孝宗乾道二年（1162—1166年），出卖官田价值540万贯。尽管如此，纸币还是免不了大幅贬值。哲宗元符元年（1098年）换发新交子时，需4贯旧交子才能兑换1贯新交子。徽宗时亦复如此。

纸币作为一种支付手段的便利性很容易被人认识，所以它一旦被发明，便被民间和朝廷迅速推广。但是孰不知它还有信用资本的属性，既可以调度成强大的经济积聚力，用之于商业营运、集中建设，也极易背离价值而无限膨胀，毁经济运行体系于一旦。这是封建王朝所始料不及的。这也是现代经济始终难以绕开的问题。中国自宋代开始发行纸币起，就向理财的智者提出这个问题了。可是他们一直没能看透它。

货币的贬值并非全是坏事，适度的贬值能刺激消费，但是历代封建王朝却几乎将其作为转嫁矛盾的途径。日本投降时，东北老百姓持有大量日伪钞票，国民党政府便不予认账，老百姓哀而有怨。国民党政府印的钞票，多过宋朝。这当然不可比，但其贬值的幅度可是大大超过4∶1了。国民党政府由此失去的不仅仅是经济信用。

纸币自它产生的那一天起，上面便印有信用印押，还有防伪措施，并有信用担保。民间交子的瓦解正是由于信用担保的丧失。“官交”能取而代之，也是由于它的信用可靠度较私印为高。于民生计，一个社会最大的信用就是经济信用。所以对它不可不多思多虑，慎重待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