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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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洛夫遇刺的当天，根据斯大林的提议，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未经苏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就通过了一项决议，对现行刑事诉讼法典作了重大修改。斯大林干得如此匆忙，这个决议甚至来不及送给国家元首、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加里宁签署。决议说：

“对各加盟共和国现行刑事法典在侦察和审理恐怖组织和对苏维埃政权工作人员进行恐怖活动有关事宜进行如下修改：

1有关这些案件的侦察工作不能超过十天。

2控告结论在正式开庭审判前一昼夜交给被告。

3原告、被告双方都不参加审判。

4不接受判决上诉书和赦免通知书。

5极刑判决被宣布后立即执行。”

这个适用于和平时期的所谓“法规”，甚至比战时军法更严酷无情；它为国家权力机关无法无天地对待本国公民打开了方便之门——因为任何案件，只要国家权力机关愿意，都可以称之为“恐怖活动的准备”。侦察过程缩短——只有最多十天时间，使审案只能表面化和直接进行伪造。换句话说，所有这些新“法规”，实质上都是为炮制冤假错案、为全国范围的政治迫害狂潮作舆论和法制上的准备。

惨绝人寰的大清洗的红色信号弹，就这样升空了。

1935年5月13日，苏共中央又通过了对数以百万计的苏联公民的命运极端重要的四项决议。该决议的主题便是——“无情地揭露人民的敌人并把他们消灭”。据此，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进行了两年侦察，然后制定了一个骇人听闻的计划。该计划主要规定了“消灭”的具体程序——1通过内务人民委员会机关及其特务网，按照(1）知识分子；(2）工人；(3）农民这三个类别，对苏联的全体男性成年居民和妇女进行不公开的政治审查。

2对这些社会类别中的每一个人，都规定消灭对象——“人民公敌”——的百分比。

3制订了“人民公敌”的详尽的“特征表”。

4制订了按日历进行的计划，规定了按区、州、边疆区和民族共和国消灭“人民公敌”的确切日期。

被史家称为“叶若夫恐怖制度”的行动给成千上万无辜的苏联公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与此同时，还在舆论界掀起了一场波澜壮阔的“揭发和铲除人民公敌”的运动。千百次地召集群众大会，要求严惩“人民公敌”。社会的每一个细胞都动员起来了，在揭发“人民公敌”方面展开了激烈竞赛，只有积极揭发“人民公敌”，才能显出自己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也才能得到当局的暂时信任。告密因此像瘟疫一样地迅猛扩散——妻子告丈夫、儿子告老子、兄弟告兄弟……一个人告发所有的人、所有的人告发一个人。1937年在莫斯科红色普列斯尼亚区的代表会议上，有一个代表吹嘘说，他在四个月内亲手揭发了一百多个“人民公敌”。内务人民委员部在“哲学战线”的两个密探——米丁和尤金，竟然能够通过一次告发就让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下属共产主义科学院全部成员下狱，而在此之前，该科学院被认定为苏共中央的理论实验室。

从这时起到苏德战争爆发前，“叶若夫恐怖制度”这一行动一直未曾停止过。据统计，在整个斯大林时代，苏联有7400万人受到迫害；被从肉体上“消灭”的无辜苏联公民则在500万以上，包括苏共十七大1966名代表中的1108名，苏共十七大139名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中的83名，所有副国防人民委员、几乎所有军区司令和集团军首长……冤情似海、血流成河，但没有人挺身而出，抵制罪恶的恐怖狂潮。相反，人们还不得不宣誓效忠，甚至于德高望重的著名科学家也不能例外。1937年1月28日，在苏联报刊上出现了这样一封公开信：《我们要求无情镇压我们伟大祖国的卑鄙叛徒》。和当时所有这类文件一样，公开信没有列举任何事实，而是充满了威胁和诽谤，通篇都是呼吁当局将所谓“人民公敌”消灭、踏烂、粉碎。在那样的一个年代，公开信之低级下流实在不足为怪，令人深感诧异的是这封公开信的作者名单不同凡响——作者都是当时苏联科学界的巨擘，诸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