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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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一来，瓦维洛夫便理所当然地成了“企图钻入苏联科学界的国际法西斯主义的托洛茨基代理人”、种族主义者的学生，坚持的是和马克思主义的敌人杜林完全相同的思想。把瓦维洛夫及其学派从苏联科学界完全清除出去，由李森科—普列津特轴心金鸡独立，也就是名正言顺了。
这就够让人齿冷的了。但还有更让人齿冷的——在这场大论战中，当局始终全力以赴地支持李森科—普列津特轴心。苏联农业人民委员雅可夫列夫公开以李森科—普列津特轴心的真正后台自居，而对瓦维洛夫破口大骂，说新的基因—染色体理论和瓦维洛夫的植物变异学说都是“反动的、反达尔文主义的”，甚至指斥瓦维洛夫已经把遗传学变成“戈培尔的宣传工具”。斯大林同志也是爱憎分明。30年代中期的一次会议上，斯大林同志亲切地和李森科谈话，并给李森科的同伙齐钦打气说：“试验吧，我们支持你”。而当轮到瓦维洛夫发言时，斯大林同志却阴着脸，挪开凳子走了出去。1936—1937年，斯大林同志提出了一个口号——苏联的粮食年产量要达到50亿—60亿普特；谁也不敢说斯大林同志错了，不识时务的瓦维洛夫却要在《社会主义农业通报》上发表文章，他在文章中断言，沙俄时代的粮食年产量就已达到100亿—130亿普特；在现代技术条件下，苏联的粮食年产量怎么也不应该比沙俄时代低。克里姆林宫为此专门召见了瓦维洛夫——当然不是要表扬他。在莫洛托夫的办公室里，瓦维洛夫正在聆听部长会议主席的指教，斯大林同志从侧门走了进来，一句寒暄的话也没有，便单刀直入地质问：“瓦维洛夫院士，您为什么要不着边际地空想呢？帮助我们获得50亿—60亿普特的稳定收成吧，这对我们足够了。”说完也不道声再会，便叼着烟斗，沉沉地走了出去。在稍后的一次会见中，斯大林同志断然声称，植物学家的国外考察对谁也没有用，植物学家不去考虑收获的问题，却在自己的实验室里、在自己的书斋里做些鸡毛蒜皮的事；“去向田野里的斯达汉诺夫工作者学习吧！”斯大林同志这样向瓦维洛夫建议说，全然不理会瓦维洛夫的尴尬。决定性的表态是在1937年。在追悼基洛夫的悲痛时刻，李森科在莫斯科的一次盛大集会上作了他一生中最著名的演讲——《春李森科著作《遗传及其变异》
化处理是增产的有力措施》。他宣告：“我们年轻的社会主义农业科学正在超过、在有些部门已经超过资产阶级科学。”把自然科学划归“社会主义”的和“资产阶级”的两大类别，这是对苏共十六大在科学战线发起“社会主义进攻”的方针的一大发展。他并且对自然科学的阶级属性作了具体的界定：“旧科学的任务是帮助资产阶级、富农及一切剥削者，而我们的科学的任务则是为集体农庄的建设事业服务。资产阶级科学的基本内容是观察和描述现象，而我们的科学则是改造动植物世界。”由此推论，科学家也就必然地分别归属于“社会主义”的和“资产阶级”的“两张皮”。如此系统和完整地总结关于科学领域阶级斗争的理论，这在苏联历史上是第一次；这个理论的形成无疑是苏联科技领域新的政治镇压狂潮即将到来的一个明显的征兆。李森科毫不掩饰地强调，他的关于科学领域的阶级斗争的理论完全适用于农业科学领域尤其是春化问题——关于春化问题的激烈论战就是科学领域阶级斗争的典型表现，对春化法持有不同见解的科学家都是阶级敌人，即“富农破坏分子”。而这也就意味着，必须动用政权力量、用铁和血来对付他的批评者。谈到这里，他仿佛是向听众呼吁似地说：
同志们：
事实上，由苏联现实所创造的春化学说，在相对来说短短的四、五年内，能够成为一门完整的科学，能够打退阶级敌人的一切进攻（阶级敌人现在还为数不少呢），在这同时，还有许多工作有待我们去做。同志们，富农破坏分子不仅在你们集体农庄的生活中出现。这你们是很清楚的。而且，在科学中他们同样危险，同样是我们的不共戴天的敌人。在和某些所谓的科学家的各种争论中，为了保卫春化学说，为了把这一学说确立起来，我们流了多少血；在实践中，我们还不得不承受不少打击。
请告诉我，同志们，在春化战线上难道就没有阶级斗争了吗？在集体农庄里，富农和他们的教唆者（不光是他们，包括一切阶级敌人）都对着农民的耳朵吹冷风：“别搞什么浸种了。会糟蹋种子的。”他们就是这样骗人的，不管是在科学领域里面还是外面，他们不去帮助集体庄员，而去从事破坏勾当。阶级敌人就是阶级敌人，不管他是不是科学家。
令人毛骨悚然的一派胡言，讲到这里突然被打断——打断这派胡言的不是别人，恰恰是斯大林同志。斯大林同志激动地从座位上站起来，大声说；“好极了！李森科同志，好极了！”
斯大林同志边说边鼓起掌来。暴风雨般的掌声之席卷整个会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