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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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们：

就像你们一样，我认为自己是个真正的无产者。我认为，资本主义在总体上说是文明的敌人。我已经访问了苏联的许多研究所，苏联研究人员的年轻使我惊讶。在英国的实验室里，65—80岁的老家伙占多数，大多数是用不着讲话的听而不闻的人：他们不会领悟你在讲些什么，他们失去了对新思想的敏感。而你们年轻，充满了激情。我很高兴和你们在一起。

但哈兰德的这一信念没能持久。持久的只是他与瓦维洛夫从那时起开始的深厚的友谊。在晚年接受记者采访时他甚至这样说：“我是瓦维洛夫的朋友，大概是瓦维洛夫在苏联国界外最好的朋友。”

在所有这些学者中，最富有传奇色彩的应该是保加利亚学者顿乔·科斯托夫。1932年4月，科斯托夫从伊斯坦布尔乘船抵达敖德萨。他来苏联寻找庇护所，因为无论在祖国，还是在危机重重的欧洲，他，一个遗传学家都无事可做，不得不秘密离开索非亚，途经土耳其赴苏：君主专制的保加利亚与苏联没有外交关系。在此之前一个月，瓦维洛夫在介绍苏联科学院主席团这位未来的成员时，高度评价说：“科斯托夫教授的著作表明，他在遗传学、细胞学、生理学方面都有着高深的见解。他通过实验，成功地对烟草的一些品种进行了综合……应当明确地指出，他的工作的这一方面对我们有重大意义，因为它显示出借助于远缘杂交可以获得新种的途径。”

当时的苏联是热切地期盼着这位怀才不遇的保加利亚学者的。尽管如此，这位保加利亚学者的到来仍不免狼狈之极。科斯托夫既不了解苏联又不懂俄语，所以他踏上苏联土地时惴惴不安、顾虑重重。后来，科斯托夫在火车站又没有找到通往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方向的公共汽车。那天正好下着大雨，一条4公里长的涅夫斯基大街，科斯托夫是步行走过的。到达作物栽培研究所时，他完全变成了一个落汤鸡，冷得浑身哆嗦。在前厅的存衣室旁边，他看到了纷纷攘攘的人群，但他不认识他要找的瓦维洛夫。看门人指给他看：“喏，背对着你的那位就是。”背对着他的那个人转过身来：于是科斯托夫看到了一双深棕色的、凝神专注的眼睛。那是瓦维洛夫的眼睛。瓦维洛夫听说站在自己面前的就是科斯托夫，马上张开了双臂……俩人像老熟人那样手挽着手地走进了大厅，再走上主席台。科斯托夫与瓦维洛夫的友谊就从这一刻开始，持续终生。初次会面结束后，瓦维洛夫本来要安排科斯托夫到招待所去住，但当他发现客人有些惶惶然时，当即改变主意，邀请科斯托夫到自己家里，俩人朝夕相处了好几天，直到瓦维洛夫为科斯托夫分配了一套很好的房间。

科斯托夫在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如鱼得水，他不断取得的成果，使他很快摘取了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的桂冠。但是好景不长，随着瓦维洛夫的失势，与瓦维洛夫有着深厚友谊的科斯托夫愈来愈不安其位。“我实在受不了！”终于有一天，科斯托夫这样告诉瓦维洛夫。瓦维洛夫获知，他的又一位外国同行将要与他分别。瓦维洛夫和往常遇到这种情形时一样地强装笑脸，认可了科斯托夫的选择。在莫斯科火车站上，科斯托夫听到的瓦维洛夫的最后一句话是：“亲爱的朋友们，我们将不再能共事了。但我会时常想念着你们。希望不久之后我们就能见面。”

但他们终于没有能够再见一面——保加利亚学术界后来向瓦维洛夫盛情相邀，却遭到了苏联当局的无情拒绝。战后，科斯托夫特意故地重游。当他和他从前的苏联同事谈到瓦维洛夫——这时已不在人世的瓦维洛夫——时，一件人们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已经人到中年的、刚强的科斯托夫，竟然在大庭广众之下，把他那白发苍苍的头埋在双手之中，无声地长时间地哭泣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