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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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这样居高临下地嘲弄院士一通，赫瓦特上尉才觉得充分体现了专政机器的威严。
赫瓦特上尉费尽心机。但他没有白费心机。刚开始，瓦维洛夫院士还充满了证实自己无罪的决心。他总是用坚定的有时甚至是尖锐的声调反驳国家安全上尉：
“我声明，我从未从事过间谍活动和其他任何反苏破坏活动。”
“我认为，侦察机关所拥有的材料是片面的和不正确的，它们曲解了我的学术活动……我认为，这是对我的诬陷，而不是别的什么。”
…………但在经受了整整十二个昼夜的折磨之后，瓦维洛夫院士终于向威力无比的“无产阶级专政”低头：“我承认我有罪，从1930年起我就是苏联农业人民委员部系统中的右倾反苏组织的参与者，在反苏活动方面和我保持联系的有……”说到这里，瓦维洛夫开始招认，已被枪决的苏联农业人民委员和副人民委员雅科夫列夫、切尔诺夫、艾赫、穆拉洛夫、盖斯特等等，这些白骨已经腐烂的“人民公敌”都是他从事反苏活动的合作者。他招认：作为全苏农业科学院的领导人，他以破坏为目的创建了体系庞大的、不合实际的和专业狭隘的研究所；这导致科研力量的分散和对国库的浪费——而实际情况是，科研机构的过度膨胀和诸如咖啡研究所、大豆研究所、菊苣研究所和家兔养殖研究所等专业狭隘的研究所的设立，都是苏共中央的决策。瓦维洛夫院士招认：他凭借自己手中的权力，扩大了苏联的播种面积，以致国内没有足够的种子给这些扩大了的农田下种，让这些农田长满了杂草，从而破坏了轮作制。这还不够，瓦维洛夫院士还招认：1932年他赞同增加玉米种植面积，给祖国带来了巨大的损失——而实际情况是，扩大播种面积的所有决策，仍然出自苏共中央和苏联农业人民委员部。瓦维洛夫慷慨地承担起“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一切愚蠢行为的责任。为瓦维洛夫定罪所必需的自我诽谤，赫瓦特上尉认为已经是足够了。
瓦维洛夫的这些招认并不出人意料。在经受了威胁、侮辱、不眠之夜的熬煎和残酷的毒打之后，瓦维洛夫终于明白了过来：他的悲剧性命运不是偶然的，不是以他的个人力量所能改变的；对他的所谓执法过程整个就是一场游戏、一出闹剧。当他被捕之初，赫瓦特上尉曾向他宣读了几份供词，如前苏联农业人民委员雅可夫列夫的供词、在囚室里发了疯的著名育种家迈斯特的供词、在三次被捕后终于不堪折磨而死去的育种家塔拉诺夫的生前供词。所有这些供词没有一句是靠得住的，雅可夫列夫对瓦维洛夫一直视若异类，俩人之间有的只是隔膜，何来勾结；对迈斯特和塔拉诺夫这两位挚友，瓦维洛夫了解得更透彻，更不相信他俩会卖友求荣——发了疯的迈斯特几次奉命指控瓦维洛夫是暗害分子，但一清醒过来便又立即推翻自己先前的供词；塔拉诺夫则没有列举任何事实。其实赫瓦特又何尝不知道瓦维洛夫会看出破绽，但他的目的本来就是要瓦维洛夫看出破绽，从而让瓦维洛夫明白，当局已经铁了心要指鹿为马；所以，事实真相已经毫无意义，争取正义和要求公正对待自己的任何努力非但不会有预期结果，反而会进一步激怒当局，招来更大的横祸。只有认罪，别无选择。既然是游戏、是闹剧，既然不存在任何可以改变自己的悲剧命运的社会性、制度性因素，既然这一切都已经是命中注定，那又何必认真对待当局！也就只能奉陪到底，把这场游戏、这场闹剧玩下去。当然，瓦维洛夫是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来玩的；玩一场血淋淋的游戏、血淋淋的闹剧。
但即便是游戏、是闹剧，瓦维洛夫也有自己的原则。他可以姑且承认当局所强加的种种罪名——除开间谍一种（他固执地认为间谍是世界上最不光彩的职业，承认自己是间谍则无异于自辱人格）；那些抽象的内容空泛的罪名他是最早承认，而无论那些罪名听起来多么可怕。但有一个界限瓦维洛夫绝对不肯逾越，那就是，无论自己遭受怎样的磨难，也决不把别的人牵连进来，决不出卖自己的同类！所以，瓦维洛夫在自我诽谤的同时，虽然也曾奉命指控已经作古的、不可能因他的供词而受罪的某些“人民公敌”是自己从事反苏破坏活动的同党，但他始终拒绝说出不利于健在的无辜苏联公民的任何供词。
虽然早有心理准备，但对如此残酷的结局，瓦维洛夫仍不免悲从中来。求生的本能使瓦维洛夫不甘绝望，他从血泊中伸出手来，伸向怒云翻滚的天空，祈求上苍开眼，把他从万劫不复之地拯救出来……但是，上苍没有开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