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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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与这份判词相媲美而流传千古的另一份“法律”文件，是在赫瓦特上尉主持下集体创作出来的关于瓦维洛夫院士的学术活动的官方“鉴定书”。这份“鉴定书”究竟如何得来，创作者有过自白。1955年6月，负责对瓦维洛夫案件进行复查的司法少校、检察长科列斯尼科夫请来了季米里亚泽夫农学院的亚库什金教授。亚库什金教授一点也不隐瞒，竹筒倒豆似的说出了创作“鉴定书”的全部内幕。他说，专门设立了一个鉴定委员会，委员会的所有成员都是慎重挑选出来的；“委员沃德科夫、丘延科夫、莫索洛夫和祖巴列夫都是对瓦维洛夫抱有敌对情绪的人。沃德科夫（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卡缅试验站的育种家）简直就是仇恨瓦维洛夫；丘延科夫（苏联副农业人民委员）受李森科的影响极大，早就公开与瓦维洛夫作对；而莫索洛夫（全苏农业科学院副院长）则是李森科的助手，也是瓦维洛夫的反对者。因此，鉴定委员会是用最巧妙的方法建立起来的。”正因为“鉴定委员会”完全为李森科一派所把持，所以，当赫瓦特上尉就委员人选专门向全苏农业科学院院长李森科征求意见时，院长不稍犹豫，马上挥动如椽巨笔批复：“同意。李森科。”
鉴定委员会委员祖巴列夫本人则有如下自白：
鉴定是这样进行的：1941年，那时德国人已经打了进来，舒坚科少校把我和丘延科夫召到内务人民委员部，告诉我们需要对瓦维洛夫案件作出鉴定。详细情节我已经记不得了……但是，我记得我们没有在一起开过会，也没有进行过其他形式的研讨……然后，他把一份准备好的鉴定书交给我们，不是征求意见，而是要我们直接签字。我，还有其他专家就在上面签了字。当时我不能不签，客观形势不允许我拒绝。
其实这是狡辩，“对瓦维洛夫抱有敌对情绪”的祖巴列夫，并非是出于不得已，而是巴不得有这样一个落井下石的天赐良机。岂止祖巴列夫，那些道貌岸然的学者们都在置自己最优秀的同行于死地的“鉴定书”上顺从地签了字，实际上充当了屠杀自己的同类的帮凶。
这里尤其值得注意的另一个关键人物，是祖巴列夫的自白中所提到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少校舒坚科。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的老人们都记得此公。“在他身上，在他又瘦又小、坐立不安的身体上，在他的锐利、总是不安地左顾右盼的黑眼睛里，叫人感到有一种危险的东西，”欣斯卡娅教授这样写道，“他和另一个同样令人厌恶的家伙——研究生什雷科夫很快就混熟了，于是他们两人一起着手来给研究所制造混乱。”著名遗传学家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哈吉诺夫对舒坚科少校的描述则更细微，“1937年，我在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工作；”哈吉诺夫教授回忆说，“一天，我被叫到党委会，受了一番斥责，原因是我的研究生舒坚科没有通过副博士的论文答辩。我回答说，舒坚科根本就没有能力完成论文，他既没有理论知识又没有实验数据。‘不管如何，他必须拿到学位！’他们对我下令，‘如果你不教会他，你就替他写1篇论文吧。’无论现在想起来是多么的令人惭愧，反正当时我是奉命给舒坚科口授了1篇论文；有了这篇论文，他很快就拿到了科学副博士的学位。”
的确，哈吉诺夫教授在当时不可能有别的做法。风暴正在震撼着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研究所的研究生们，尤其是舒坚科，正起劲地给自己的导师制造麻烦——比如，要导师从讲义中删掉孟德尔的“资产阶级的无耻谰言”，而大讲特讲苏联生物学的“红衣主教”李森科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普列津特甚至亲自到作物栽培研究所煽动年轻人造老教授的反。老人们都知道，舒坚科是得到上面的支持的。但在当时他们都不知道，舒坚科并不同于研究所内的一般的年轻人，他的来头也不是一般的来头。他的真实身份，在当时是个谜。
1938年秋天，尽管瓦维洛夫提出强烈抗议，舒坚科还是被任命为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的副所长，而且是主管业务的副所长。这位昨天的研究生一上任就公开宣称，他反对瓦维洛夫院士在遗传学和作物栽培学等一系列问题上的立场。这位新的副所长还强调隐藏在研究所内部的敌人，并声称，李森科院士迟早要揭露这些敌人。1939年，舒坚科竟然操纵他领导下的研究所党委会，试图通过罢免瓦维洛夫的研究所所长职务的决议。在瓦维洛夫被捕之后，舒坚科就从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神秘地消失了。一位作物栽培研究所的女专家回忆说，后来一次偶然的机会，她曾遇见舒坚科，“事情发生在国营商店对面的咖啡店里。舒坚科穿着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的制服。他微微一笑，但没有向我问好。我弄不清楚他的衔级，但我听说，因为在与瓦维洛夫的斗争中他劳苦功高，因而平步青云。不过有一点很清楚，早在作物栽培研究所攻读副博士学位时，他就已经是安全机构的专职工作人员了。”
可以肯?，赫瓦特上尉和舒坚科少校，俩人是一对搭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