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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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8月1日，即在判决后三周，您的代表以您的名义到布特尔卡监狱里通知我，您正向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提出撤销就我一案所作出的判决的请求，我的死刑会得到赦免。1941年10月4日，根据您的命令，我被从布特尔卡监狱转到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内部监狱，10月5日和15日，我和您的代表谈了我对战争、对法西斯主义的态度，以及关于利用我这个有丰富经验的科学工作者的问题。10月15日我被告知，将给我提供作为一个院士从事研究的全部可能性，在两三天内将最终明确。

贝利亚（1899-1953）这封信表明，在瓦维洛夫的最后岁月中，似乎出现过某种转机。换句话说，向来以“红色屠夫”而著称的贝利亚，在瓦维洛夫问题上似乎并非穷凶极恶。其实不足为怪。最新披露的史料证明，贝利亚其实并非斯大林时代后期国家罪行的元凶——发生在1940年春的屠杀两万多无辜波兰军官的卡廷森林事件，苏联方面先是把罪责推给希特勒，到后来实在无可推诿、只好承认是自己的“杰作”时，便把已在九泉之下的贝利亚拉出来作替罪羊，说那两万多波兰军官是贝利亚的牺牲品。但原始档案显示，1940年3月5日的苏共政治局会议上，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米高扬等人一致拥护斯大林同志作出的秘密杀害两万多名波兰军官的决策，只有贝利亚力排众议，以致龙颜大怒，贝利亚差点被撤职。秘密杀害两万多波兰军官的政治局决议，只好改由伏罗希洛夫来执行。发生在1943年的那场强制性的民族大迁徙，使卡尔梅克共和国的全体居民、全体车臣—印古什人、全体鞑靼人、伏尔加河流域的日耳曼人和另外七八个少数民族永远丧失了自己的家园，流落到荒无人烟的西伯利亚；几十万人在迁徙途中悲惨地死去。真相披露后苏联方面也说是贝利亚干的，但现在发现的原始档案显示，迁徙命令是斯大林同志和莫洛托夫签署的，贝利亚非但不是执行者，而且坚决反对迁徙整个整个的民族。但既然斯大林同志已经签署了命令，他也就爱莫能助了。几位少数民族领袖请求贝利亚阻止这一暴行，贝利亚坦率地说：“我办不到，政治局不支持我。我惟一能做的是挽救你们几个家庭。”

当然，作为苏联秘密警察头子，贝利亚必须与斯大林同志在总体上保持一致以巩固自己的权位，他必须清除自己的政敌，为此他也枉杀了不少人。但相对于当时其他大刽子手，应该说，贝利亚还是罪图波列夫（左一）和飞机设计师阿·米高杨在一起状较轻的一个，在他的身上，人性还没有完全泯灭；在条件允许的范围内，他还是制止了一些暴行，保护了一些无辜者，尤其是保护了一些著名学者。

在这些著名学者中，最著名的是图波列夫院士——苏联的航空工业之父。图波列夫院士是被叶若夫送进监狱的，在严刑拷打下已经供认自己如何“蓄意破坏苏联航空工业”。叶若夫垮台后他仍在死牢中坐以待毙。贝利亚想救他出狱，为此召见了他，要他推翻供词。但图波列夫院士这时已不再相信任何人，他以为克格勃又在变着法子玩弄他，因此坚决不肯推翻供词，只求速死。贝利亚无可奈何，说：“好吧，不否认算了，现在要你重新工作，这总可以吧。”图波列夫院士终于答应了下来。然后由贝利亚出面，提请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批准，赦免了图波列夫院士的死刑。图波列夫院士又拿起了绘图笔。而由图波列夫院士开列的需要保护的专家名单中的囚犯，也都免除了死刑，重新开始研究工作。

还有比图波列夫院士更幸运的。如国防科技专家万尼科夫。万尼科夫本来也被判处死刑，但贝利亚迟迟不执行。有一天，斯大林同志突然想起了万尼科夫，对贝利亚说，可惜万尼科夫教授不在了，我们现在多么需要这样的人啊。贝利亚马上接过话头：“要是他突然……死而复生呢？这样的怪事并不是不可能发生啊！”于是万尼科夫教授走出了死牢，马上出任武器装备人民委员。贝利亚1944年2月的一个报告，更是解放了整整一批学者。报告是这样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