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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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萨斯（1766-1834）上他还是红透天的“排头兵”，实际上成了苏联学术界的过街老鼠。完全陶醉在强权宠爱之中的李森科，对此却是一点也未觉察，以为他还是无敌于天下。便在1946年1月旁若无人地发表了他的新著述《遗传性与变异性》，以否定达尔文的基本原理。达尔文认为，自然选择包括三个要素：变异性、遗传性和繁殖过剩。由于繁殖过剩（成年的植物、昆虫、鱼的数目比种子或刚出世的幼龄生物的数目要少数百数千倍），发生了动植物的种内竞争，即同种的许多个体对环境的适应力不是相同的，那些更适应环境的、占优势的就保留下来，不适应的个体就被消灭、被淘汰了。李森科不同意达尔文的观点。他认为，通常在自然界中，不论过去或现在，都没有繁殖过剩，而且也不可能有。不存在繁殖过剩，当然也就不存在种内竞争。李森科指责达尔文繁殖过剩的观点是从马尔萨斯主义出发的，而马尔萨斯主义在当时则被官方确认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李森科举出橡胶草穴种的例子：每一丛中收获时，个体（1~37）越多则总产量越高，证明不但没有种内竞争，而且个体越多越有利。至于为什么播种100到200粒种子，而收获时只有1到37个植株？为什么在生育期中死了那么多？李森科回答说：“那绝对都是由于偶然的原因。”
在学术上不能战胜自己的对手，就从政治上战胜他——这是李森科的主要战略；他的反对派所持的战略则完全相反：不能从政治上战胜自己的对手，就从学术上战胜他。苏联学术界尤其是瓦维洛夫旧部正在从学术上寻找反击李森科的最佳突破口，李森科的新著述恰逢其时。于是，《遗传性与变异性》在引来国际学术界的满堂倒彩的同时，也在苏联国内引发了一场在战前本来已经沉寂的大论战。
瓦维洛夫的亲密战友茹可夫斯基院士最早发难。他在《选种与良种繁殖》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在哈哈镜中的达尔文主义》的文章，批评李森科对达尔文主义的歪曲。李森科马上在《真理报》上发表题为《不要坐在别人的雪橇上》的文章作为回敬。竟然有人胆敢向他公开挑战，李森科深感意外。他在答复《文学报》而写的《资产阶级为什么反对苏维埃科学家们的工作》这篇檄文中恨恨地说：“但是我知道，我国有些生物学家，例如茹可夫斯基教授，还承认种内竞争。我认为这是资产阶级的残余。”
但谩骂吓不倒有备而来的反对派。种内竞争问题引起了苏联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不仅是自然科学家，大批哲学家、文学家也投入这场论战。李森科成了众矢之的，节节败退；瓦维洛夫当年的战友们则步步进逼，大有卷土重来之势。莫斯科大学和列宁格勒大学更是演变为反李森科的中心。
1947年2月，在莫斯科大学生物系举行了全苏科学会议，宣读了大约四十篇反对李森科的论文，并通过决议，宣布李森科为拉马克主义者。在这两所大学里，李森科的信徒都无法立足而被迫调离。李森科这才如梦初醒，在学术界孤立无助的他，不得不再次向政治权力求助。全苏科学会议闭幕后，他向苏共中央宣传部科学处处长尤利日丹诺夫（即苏联意识形态主管、著名政治杀手安·亚·日丹诺夫之子，人称小日丹诺夫）提交了一份冗长的备忘录，呼吁当局对他与“科学中的反动派”所作的斗争给予全力支持。但他万万没有想到，就连小日丹诺夫竟然也开始倒向“科学中的反动派”，非但没能给予全力支持以解李森科的燃眉之急，反而在各种场合甚至是在联共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局的会议上严厉抨击李森科；这还不够，1948年春，小日丹诺夫又提出加强全苏农业科学院的领导问题，拟将李森科撤职。众叛亲离，李森科在苏联学术界曾经固若金汤的一统天下眼看就要哗啦啦地崩塌了。
千钧一发之际，斯大林同志出面干预了。
斯大林同志的干预出自他的深谋远虑：卫国战争的胜利，固然是极大地提高了苏联的声誉，但也不是没有负面影响——经受了大清洗洗礼的苏联知识分子，本来已经变得十分温顺，但战争迫使大清洗的滚滚车轮停了下来，祭在知识分子头上的那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暂时退隐了。好了疮疤忘了痛，知识分子又开始翘尾巴了。战争焚毁了苏联长期固守的锁国之门，知识分子突然面对大千世界，更是眼花缭乱，六神不定。斯大林同志一向目光如炬、明察秋毫，苏联知识界的离心暗流，斯大林同志不可能没有警觉。早在1946年，斯大林同志就洞悉了苏联思想文化领域的阶级斗争新动向。为此指令老日丹诺夫：
对缺乏思想性的东西必须打击……文学作品中明显存在背离创作的阶级原则的倾向。请您查一两种杂志。最好是在列宁格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