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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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在“八月会议”之前，国际学术界虽然已确知瓦维洛夫的悲剧，广泛声援瓦维洛夫，但那时苏联当局一直缄口不言，官方立场因此还不是十分明朗，国际学术界对苏联政府也就还有所期待，对苏联当局的批评多少还有所节制。“八月会议”则是官方立场的大暴露，国际学术界自此对苏联当局完全绝望。面对国际学术界的谴责大潮，苏联当局毫不退缩。当格尔曼·米勒宣布辞去苏联科学院外籍院士时，苏联当局发表了一纸措辞强硬的声明：苏联科学院并不遗憾同以前的院士格尔曼·米勒分手，因为他背叛了真正的科学的利益，公开加入了进步和科学、和平和民主的敌人的阵营。对一位享有世界声望的科学泰斗如此毫无道理地破口大骂，仍然没能让当局解气。1949年3月，作为对国际学术界的回敬，苏联的《科学与生活》杂志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为美国种族主义服务的孟德尔遗传学》。文章为孟德尔遗传学——实际上是国际遗传学——列举了三大罪状：第一大罪状是“为种族歧视作辩护”。据作者观察，“在整个十九世纪中，自然科学不断地被引导向论证种族不平等的方面去，而首先被引导到这一方面去的是关于人类的科学——人类学。……人类学家霍特、考古学家格利顿，唯心主义者兼反动的古生物学家科泼，和许多其他的人都从事了这一方面的研究。”而所有这一切，据说都有利于美国反动派。孟德尔遗传学则重新武装了种族主义，使种族主义政策不再需要霍特和格利顿的那些陈旧的理论，而有着精密的现代科学作为理论基石。在美国遗传学之所以地位很高，只能从这个角度去解释——“种族政策得到了伪科学的承认——这就是为什么孟德尔遗传学在美国得到支持与发达的缘故”。作者列举的孟德尔遗传学的第二大罪状是：“孟德尔遗传学反对民主制度。”作者声称：“几十年来，孟德尔遗传学替一个命题作了辩护，这个命题就是关于民主制度的理想与基于生物学定律的‘科学’的不可协调性。遗传学反对民主，是资产阶级科学关于遗传性的主题。民主原则的‘不科学’，是反动派遗传学评论的时髦题目。”这一点，同样以美国遗传学最为典型。孟德尔遗传学的第三大罪状是：孟德尔遗传学为法西斯主义“奠定了伪科学的基础。”因为据说，美国正在愈来愈接近法西斯主义，所以遗传学为法西斯主义服务这一点，还是以美国为最典型。
瓦西里·斯大林墓（喀山市）就这样把同情瓦维洛夫而对李森科深恶痛绝的国际遗传学尤其是美国遗传学辱骂了一通之后，作者终于言归正传，先是自吹自擂：“在以列宁为名的农业科学院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会上粉碎了孟德尔遗传学，这一点已经获得了国际的巨大共鸣。李森科院士的报告正在被一切进步及民主的友人细心地研究着。”“大会的成果和李森科院士的报告，已引起了全世界苏联文化友人的极大兴趣。”但自吹自擂并不能掩饰苏联在国际学术界的孤立境地。作者实在无法否认国际学术界声势浩大的谴责浪潮的存在，便只能求助于阶级分析法来为自己解围。作者肯定：苏联的八月会议和李森科在这次会议上的报告“引起了反动派的拥护者及科学界极端反动主义者的恶感及愤恨。”进而这样为国际学术界对八月会议的批评定性：那些批评不过是一种叫嚣，“这种叫嚣暴露了孟德尔的伪科学是极端反动派及神秘主义的堡垒，是种族意识的基础，是反动派的支柱。”然后作者打肿脸充胖子地表示：“米丘林科学的彻底胜利正被认为是进步的力量对反动的力量的胜利。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敌人反对米丘林科学的叫嚣不能够恐吓我们的缘故。”
这样，在自然科学领域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原则，就不仅是在苏联境内应用，而且应用到了国际学术界；苏联当局就不仅是与苏联遗传学作战，而且把对遗传学的全面绞杀扩大到了世界范围。苏联与国际学术界处于公开的战争状态。这场遗传学“世界大战”，以苏联的八月会议为开端。八月会议也就不能不以“女妖五朔节”的形象载入史册，至今仍臭名昭著。
其实，客观地讲，苏联当局这样做也多半是不得已。瓦维洛夫案件本来就是当局有意制造的一起冤案，所以，从瓦维洛夫案件形成的那一天起，当局就深感心虚理亏。但自命为一贯正确的苏联当局，绝无承认错误和知错就改的可能。愈是心虚理亏，就愈是死不认错，愈要将错就错。最后情愿不情愿，都只能冒天下之大不韪，一条道走到黑。
“请允许我，一个把自己的一生贡献给科学事业的老教授，告诉你们一件有损我们苏维埃科学的荣誉和尊严的可恶的事实……”
时光荏苒，转眼五年过去了。在这五年中，苏联学术界一派风平浪静，再没有人向李森科挑战，李森科对苏联学术界的绝对统治一天一天平稳地运转着，似乎还将永远这样运转下去。但是不。劫数正在冥冥之中等着李森科，李森科终有一天要走到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