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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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同志刚刚去世，即1953年春，针对李森科的苏联遗传学界第三次大论战就拉开了序幕。与前两次论战不同，这次论战并非是反对派学者首先发难，首先发难的两员悍将倒出自李森科营垒——杜尔宾、伊万诺夫都是八月会议上李森科的坚定支持者。突然祸起萧墙，这两位李森科的追星族对自己从前的教父倒戈相向——在《植物学杂志》上分别发表文章，批评李森科关于物种和物种形成问题的见解。这既打了李森科一个措手不及，也让李森科大失脸面。李森科及其喽啰气急败坏。“杜尔宾的文章发表后，李森科学派就采用扣帽子等办法来压制批评”（黄青禾语）。努日金在《普通生物学》杂志上发表文章：《在保卫达尔文主义的幌子下，魏斯曼主义的复辟》，这篇文章对杜尔宾提出的学术事实视而不见，只是忙着给杜尔宾扣帽子，如“恢复马尔萨斯学说的新企图”等等。在《现代生物学成就》杂志上还发表了斯杜季茨基的类似文章。同样以伪科学家而著称的李森科的亲密战友勒柏辛斯卡娅也在1953年第3期的《植物学杂志》上发表了题为《论杜尔宾和伊万诺夫对李森科关于物种的著作的恶劣批评》的反击文章。这篇文章当然也不会说理而是棍棒齐飞，如叱骂杜尔宾和伊万诺夫“故意歪曲”、“居心险恶”、“捏造事实”、“污蔑先进学者”等等。杜尔宾等人不甘示弱，在《普通生物学》杂志上发表反驳努日金的文章——《本质上什么也没有说》，一针见血地指出努日金的文章避重就轻，除了政治谩骂，没有任何学理可言，因而没有任何学术价值。并进一步列举自己所掌握的学术事实：李森科及其喽啰为了证明其物种理论，向学术界公布了他们的两大发现：通过自然嫁接，松树转变为云杉，鹅耳枥转变为榛。但这两大发现都是假的，松树转变为云杉和鹅耳枥转变为榛，事实上都是人工嫁接的结果，李森科及其喽啰故意把人工嫁接所实现的物种转化说成是自然嫁接所实现的物种转化，以印证他们关于新种形成的观点。这里所涉及的就不单是学术水平问题，不单是学术见解问题，而是涉及李森科问题的核心问题，即学术道德问题。这极大地震动了苏联学术界。苏联学术界对杜尔宾和伊万诺夫的“光荣起义”报以热烈欢迎，响应他俩的文章马上雪片般地飞向《植物学杂志》编辑部。《植物学杂志》的版面供不应求，便由双月刊改成月刊，成了当时苏联最著名的生物学期刊。正如著名生物学家黄青禾所云，“在整个争论过程中，李森科学说的反对者采取了主动进攻的姿态。争论的问题越来越宽，从物种问题扩大到李森科学说的一切方面；参加争论的人也由生物学家扩大到物理学家和化学家。争论的过程，直到最后结束以前，都是对李森科不利的，李森科的一切重要理论见解和具体建议都遭到批判和否定。”
讨论主要围绕着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一个是李森科物种理论所依据的事实的可靠性问题。杜尔宾指出李森科用来印证其新种形成观点的两个例子——松树转变为云杉，鹅耳枥转变为榛——都是有意虚构。这一点得到了调查团实地调查和实验室分析的证实。李森科在这方面所拥有的最后一个事实，即冬小麦变春小麦和春小麦变冬小麦，其真相也在论战中被揭破。农学家斯克列普钦斯基在《植物学杂志》1955年第1期上发表了一篇长达24页的文章，详尽披露李森科如何在这一点上开了整整20年空头支票。他说，早在1893年，俄国著名生物学家贝凯托夫就在百科全书上写过“春谷（如小麦）可以在一代中转变为冬谷，或相反的方向的转变。”1937年，李森科又提起这件事。从那时起，大约有30人在他的领导下，做了整整20年的工作，发表了几十篇论文。但“可惜，用吹牛来代替了培育抗寒的冬小麦品种、耐低温的棉花品种等”。直到现在，生产上还没有从他的诺言中得到一点好处。斯克列普钦斯基说，1937年，李森科就说有“充分的信心”。到1940年，李森科说“我们已经开始找到了迅速培育抗寒品种的方法”；“再过一二年就可以得到在冬季潮湿地区其抵抗性和野生种一样强的植株了。”过了八年，即1948年，李森科又说：“用上一代秋播的春麦种子重复播种3—4年，就可以得到比世界上任何小麦更耐寒的冬小麦类型。”又过了四年，在1952年李森科又说：“用我在这篇文章中所说的方法，可以在两年中为北部和西北部迄今未能种冬小麦的地区培育出冬小麦抗寒品种。”但实际上，什么品种也没有育出来。
李森科（中）与群众在一起这也就意味着，李森科物种理论所依据的事实没有一个是靠得住的。如此，他的物种理论还能够成立吗？
双方争论的另一个焦点，是自然选择和种内竞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