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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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不能认为今天在遗传学、农学方面所造成的局面是正常的。要知道，虽然要尊重李森科院士的贡献，可是把他的学派认为是这个领域里惟一可能的研究方向却未必是正确的。这种看法，无论对于这个学派的发展，无论对于整个科学和对于我们的农业实践，都甚至是极端有害的。事实上，例如在遗传性的理论（这可能是生物学中最复杂的部分之一）中还有很多事情是不清楚的。而且李森科院士的学派在从事研究某些未解决他们爱好的问题的时候，常随便地忽略了许多十分肯定的科学事实和在这个领域里的许多现实问题。”

《党的生活》月刊则在《论科学工作中的原则性》一文中，揭露李森科“竭力在西西伯利亚的南部各区在留茬地上播种冬小麦，然而，生产实践证明，这个建议是完全不适当的。”从而给苏联农业生产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单单在鄂木斯克省，许多年来在留茬地上播种了几万公顷冬小麦，这些冬小麦从来也没有得到过收成，甚至连种子也收不回来。”对学术界可以进行政治恫吓，但李森科还能对党报党刊进行政治恫吓吗？他所惯用的杀手锏、也是惟一有效的武器，这时便完全失灵了。李森科在学术界和党报党刊的夹击之中，喊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苏联遗传学界第三次大论战，以李森科的全面溃败而告终。1956年，前苏联科学院院长涅斯米扬诺夫对这次论战作了如下总结：

必须直说，用压制科学上的反对者、贴标签以及类似的不科学的方法来解决科学上的争论问题的习气，曾经在我们的生物学里扎下了根。所有这一切，对于上述的我们那些生物科学的分支起了反面的作用。与此相关的是，在有些过于多疑的科学活动家之间产生了没有根据的看法，说那些科学分支是与马克思的科学的辩证法、与唯物主义的生物学相对立的，说它们把复杂的生命现象（物质的高级运动形态）归结为更简单的化学和物理学的形态。当然这种论断是与马克思辩证法矛盾的。

他用更坦率的语言警告李森科帮派：

米丘林方向，必须尽可能快地发展。它应该从错误和被沾染的东西中解放出来。但是，米丘林方向的活动者，不该妨碍生物学研究的其他实验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