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的犹豫和拖延（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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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时，又发生了一件事，再次妨碍了毛泽东的莫斯科之行。1949年1月8日，蒋介石面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陈兵长江的危急局势，要求美国、英国、法国和苏联出面调停国共关系，实现和谈，以便争取时间，卷土重来。毛泽东的既定方针是“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准备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中央政府”。至于和谈，中共的主张是，和平谈判一定要进行，但不是同国民党政府谈判，而只是分别同有实力的地方政府和部队代表谈判，同他们或者是谈判停战，或者是谈判起义的条件，例如在北平同傅作义的谈判。通过奥尔洛夫，斯大林是知道中共的立场的。然而，1月8日接到国民政府的照会后，西方三国尚未行动，斯大林却抢先在1月10日致电毛泽东，希望中共表示接受和谈，并提出只能由苏联充当调停人，甚至替中共起草了答复国民党的电文。毛泽东当即以强硬的态度回复斯大林，说国民党政权已经摇摇欲坠，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坚决反对和谈，而且根本用不着和谈。斯大林随改换口气说，和谈只是策略，不能让敌人抓住和平的旗子，只要提出的和谈条件让对方无法接受，目的同样可以达到。最后，双方取得了一致意见。尽管一场冲突被消灭在萌芽状态中，但斯大林通过这件事看到，毛泽东也不是一个顺从的人。

在1月14日的电报中，斯大林一面宽容地告诉毛泽东，“拒绝我们的建议绝不会影响我们之间的关系，我们永远是你们的朋友”，一面通知他“我们还是觉得，你们的莫斯科之行暂缓一下为好”。斯大林说，如果需要，苏共可以派一名政治局委员去中国。关于毛泽东的莫斯科之行，中苏双方讨论了一年半，终于告一段落。

为了争取苏联的援助，毛泽东的急切心情是可以理解的，而斯大林一再推三阻四，并不说明莫斯科此时不想了解中共，不想把未来的中国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问题是1948年中国的局势还没有完全明朗化，特别是对美国的亚洲战略及对华政策还捉摸不定。同拖延大规模向中共派遣苏联顾问和专家的考虑一样，斯大林再三推迟接受毛泽东来访的真正原因是担心在中国问题上与美国发生正面冲突。苏联在欧洲已经陷入了与西方严重对抗的泥淖，柏林危机的结果也使斯大林认识到双方实力的差距，在这种时候，莫斯科最不愿意看到的局面，就是美国认定苏联有意在亚洲破坏雅尔塔协议的框架，进而采取直接的武装干涉政策，使苏联陷入两面受敌的困境。所以，莫斯科既要支持和援助中共，又不能让美国人和国民党政府抓住把柄。1948年2月8日苏联驻华使馆代办НТ费德林与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世杰的对话很能说明问题。当王世杰指责苏联报刊激烈地批评中国政府而同情反政府武装时，费德林回答说：“苏联一如既往，完全遵守1945年苏中友好条约的所有条文，其中--中国人民非常清楚这一点--包括不干涉中国内政这一规定，中国政府同中国内部各种党派之间的相互关系属于这一范围。至于苏联报刊上的批评和同情，它们反映的只是各种社会团体和学术界人士的意见，这同苏联现在实行的言论和报刊民主自由不矛盾。”中共能够在东北或包括华北地区取得统治地位--这还没有超出雅尔塔体制的范围--莫斯科已经感到满足了，如果中共的力量足以占领全中国而又不引起美国的强烈反应--其主要条件之一就是苏联不能公开卷入，斯大林何乐而不为？莫斯科行事必须小心谨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