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的犹豫和拖延（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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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苏联的帮助，我们将更快地走向社会主义”。“我们想尽早知道苏联方面究竟能给予我们多大规模的援助，以便我们在制订国民经济计划时考虑这个问题”。最后，在2月4日的会谈中，毛泽东则提出，“中国共产党需要联共（布）提供全面的援助。需要两方面的顾问，即经济方面和财政方面的顾问”。接着，毛泽东和周恩来又提出，需要苏联派遣党务工作方面的顾问，以便经常交换意见。对于中共提出的要求和建议，米高扬除了在原则上表示苏联同意派遣顾问和专家外，没有给予具体的答复，他需要请示斯大林，同时也需要中共中央派代表团到莫斯科进行具体磋商。

米高扬走后，毛泽东更加明确了中共必须向苏联靠拢的方针，并且多次在党内指出这一点。2月16日，中共中央指示华北局和东北局：对外贸易的基本方针“应该是凡苏联及东欧各新民主国家所需要的货物，我们当尽量向苏联及新民主国家出口，凡是苏联及新民主国家能供给我们的货物，我们当尽量从苏联及新民主国家进口，只有苏联及新民主国家不需要及不能供给的货物，我们才向各资本主义国家出口或进口”。3月13日，毛泽东又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总结报告中指出：“中苏关系是密切的兄弟关系，我们和苏联应该站在一条战线上，是盟友，只要一有机会就要公开发表文告说明这一点”。这里所说的“文告”，就是后来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宣布的向苏联“一边倒”，而所谓“机会”，就是看中共代表团访苏的结果，看莫斯科是否愿意并真诚地向中国提供帮助。

与中共领导人谈话后，米高扬的印象是，他们对一般政治问题、党务问题、国际问题、农民问题和经济问题，都“非常内行，很有自信”，但是对经营管理问题却“知之不多”，“对工业、运输业和银行的概念模糊”，对中国的企业和经济状况也不了解。的确如此，越是临近全面地掌控中国的政权，中共就越感到对国家的管理，特别是经济管理是个难题，也就越需要苏联提供帮助，而这个帮助主要是通过苏联顾问和专家来实现的。

在1949年4月9日与科瓦廖夫谈话中，毛泽东明显地表示了在这方面的担心。例如，在西柏坡谈到了苏联提供贷款的问题，但是如何使用这笔贷款，中共领导人并不清楚。毛泽东“急盼苏联专家尽快来到中国”，以便“编制一份合理使用贷款的计划，首先是恢复工业和铁路运输等重要部门的计划”。谈到占领上海的问题，毛泽东说，占领这些城市容易，但管理这些城市却很困难，尤其是上海，对于发电厂、自来水厂、大型企业及市内交通，中共都缺乏管理经验，因此担心“整个城市的生活瘫痪”。正是考虑到这一点，毛泽东说，“至今我们还没有下定决心占领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