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目标
《心理韧性》本书目标,页面无弹窗的全文阅读!
在我的个人探索过程中，为了理解我自己定义的身心对抗及其给我的生活造成的破坏，我另辟蹊径，转而开始进行一项平行式的专业性研究，去了解生活逆境、慢性压力和创伤如何影响我们自身，以及我们的决策和表现。在此期间，我为在高压环境下工作的人员开创了一个名为MMFT（读作M-f it）的心理韧性培训项目，我将在后文对此进行详细介绍。我还与神经科学家及压力研究人员合作，在由美国国防部和其他基金会资助的4项研究中，测试MMFT在准备投入战斗的部队中的有效性。在培训和认证他人来讲授MMFT课程之外，我曾向被派往伊拉克和阿富汗作战的数百支部队及许多其他的军事领导人、军人和退伍士兵讲授MMFT。我也曾向成千上万生活在高压环境下的对象传授MMFT的理念和技能，他们中有医疗服务人员、情报人员、消防员、警察与其他执法人员、律师、外交官、社工、学生、教师与学者、在最高安全级别监狱服刑的囚犯、救灾人员、运动员、国会议员、政府高官和企业高管等。
在通向身心完整和谐的旅程中，我应用了许多不同的工具和治疗手段，比如瑜伽、冥想、萨满疗法和心智训练等。自2002年年末开始，我每天都坚持冥想练习。我还完成了不少高强度的长期静修，其间我曾在缅甸的一座寺庙做过居士。最后，在接受了数年临床培训和监督之后，我获得了体感疗愈（Somatic Experiencing）的执业治疗师认证，这可能是最著名的以身体为基础的创伤疗法。
尽管拥有如此丰富的经验，我却常常发现没人能简明扼要地向我解释某些特定技术生效（或无法生效）的原因和原理，或为何我对这些技术的反应常常与他人截然不同。
因此，我创建MMFT的初衷（也是本书的第一个目标）就是与大家分享我所发现的参考指南。我希望分享一些支撑MMFT的核心科学与知识概念。当然，这里需要明确的是，本书并非MMFT教程，它涵盖了MMFT中没有直接涉及的其他主题，但不可避免的是，它本身无法复制MMFT的所有经验实践。我将运用最新科学发现来解释如何通过训练让自己在面对压力和创伤的前后及过程中变得更具心理韧性。我希望你在读完这本书之后能够更好地理解我们自身的神经生物学特性，并能因此做出更好的决策。在这个过程中，你无须经历不必要的焦虑，也不要怪罪自己的不完美或选择。
我在人生旅程中花费了数年时间才弄明白，要想实现这些转变，我们并无捷径可走。为了重新建立身心连接，改善自己的表现并增强心理韧性，我们需要一份综合训练方案并加以持久练习。就像增肌和改善心血管功能需要持续数月的体育锻炼一样，心理健康训练的好处也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显现。在坚持训练的过程中，我们常会发现一些人转变得相对较快，而其他人则需要更久的时间。然而，仅仅阅读本书是无法实现这些转变的。因此，我希望你不要全盘照搬本书中的任何内容，只建议你能够在自己的生活中付诸实践并体察这些变化。重新建立身心连接是一个具体的经验过程。这些都是自然的基本法则，而且没有任何捷径。
本书引用了许多来自高压职业人士的案例，比如军人、消防员、警察、医护人员及其他应急人员等。这是因为许多得到同行审议的有关压力、韧性、表现和决策的实证研究都是在这些群体中开展的。同样地，本书在其他方面可能稍许偏重于经历过虐待或创伤人士的临床研究发现。尤其是在你不是高压行业的工作人员，也没有经历过创伤的情况下，你可能不会觉得自己与上述两类人群有任何特别的联系。尽管如此，我还是想强调：如果你生活在当今世界之中，那么这本书依然适合你。有关我们的身心如何工作，以及我们如何在压力和创伤前后及其过程中做出决定的科学依据适用于我们每一个人。
然而，我的希望不仅是让这本书帮你更好地理解和管理自己的压力。我的第二个目的是，让你对我们个人和集体对待压力与创伤的方式进行更广泛的思考。正如我曾指出的那样，我在2002年经历的身心对抗正是我在条件作用下的结果，因此，它体现了某些深刻的家庭、社会和文化上的信仰、价值观、应对策略与习惯。我希望在本书中揭示这些潜在的机制，是它们加重了我们的压力和创伤，破坏了我们的表现与幸福。这些潜在的机制不仅影响了我们个人应对压力，或选择不应对它时所依赖的策略，而且也影响了我们在家庭和人际关系中的互动方式，我们养育孩子的方式，我们培训、激励和奖励员工的方式，以及我们组织公司和公共机构的方式。它们甚至会影响国家之间的交往。
那么这些策略是否符合预期并能带来相应的结果呢？我们的文化似乎希望两全其美：我们想拥有更好的表现、更强的韧性，甚至更多快乐，但同时我们却不想探究阻碍它们发展的大量盲点。我们很多人恰恰认为自己其实别无选择——在工作压力、健康问题、科技的高速变革或新闻报道的毒害面前，我们总是显得那么无能为力，因此才会有这种两全其美的期望。然而，我们尚有可能改变自己与这些事物的关系，以一种更加强大的姿态将它们联系起来。我们如果最后想让自己感受到能动性，就需要明确自己的意图，不断练习能够帮助我们提高自我意识和加强自我调节的技能，同时要在我们如何优先处理生活的不同问题上做出慎重选择。
我不是临床医师，也不是神经科学家。说到底，我带来的是自己的生活经历，即我在生活中承受的压力和创伤、我的康复过程以及我在为成千上万的其他人进行疗愈时形成的观察和见解。在不同场合教授MMFT期间，我曾与各行各业的人有过合作，他们经历过种种压力与创伤。因此，除了我自己的经历，我也会将他们的一些故事编入本书。为保护他们的隐私，我特意改动了他们的名字和故事的细节。
虽然本书并非回忆录，但它的内容确实来自我自己的压力、创伤和康复经历。这里的重点是那些压力和创伤性事件的影响及我在运用本书技巧之后，最终开始全面康复时发生的深刻变化。本书中的任何内容都是我通过自身努力获得的，也都是我通过自己的身心所体会到的。
1970年，我出生于一个美国军人家庭，是家中的长女。自独立战争以来，斯坦利家族的每一代都有人在美国陆军服役，甚至曾有家庭成员同时出现在美国内战的双方。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朝鲜战争期间，我的祖父两度作为步兵士官在亚洲参与作战，在此期间他还曾在德国加入战后占领军。我的父亲当了30年装甲骑兵军官，曾参加过近两年的越南战争。我是斯坦利家族第一个服军役的女性，接下来参军的还有一个妹妹。作为冷战时期的一名军中小鬼[2]，我在上大学之前搬过10次家，曾在海外生活了多年，还上过德国的学校。我成长于一个充满酒精、时而有暴力相伴的家庭。我也是幼年时期性虐待、跟踪、欺凌和强奸的幸存者，这些事件大多发生在我上大学之前，侵犯者是陌生人或我在直系亲属之外认识的人。
参军后，我曾在韩国和德国担任美国陆军海外军事情报员，并两次被派往巴尔干半岛。也许是冷战后接踵而至的部队裁编所致，我从未在军中从事过与我的实际军衔相称的工作。我总要填补更高职位的空缺，这个职位通常比我高出两级，这种经验上的差距相当有挑战性。例如，在晋升为少尉之后，我曾经在少校的位置上工作过几个月。除了高强度的军事训练和培训活动带来的慢性压力之外，我在服役期间还经历了性骚扰，并在举报之后遭遇了打击报复。那次报复最终导致我辞去自己的工作。在随后为此展开的长达两年的调查中，尽管还在读研，我却因为涉案人员的军衔而被依法任命为国防部检举人。最后，我被免除了一切针对我的不实指控，而相关人员也被依法追究责任。
所有这些压力和创伤都去了哪里？它们主要留存在我的身体里，在那里我可以对它们分门别类，忽视它们、否认它们，推翻这么多身心上的冲击与背叛带来的累积效应。我转而全身心地埋头苦干，去实现自己的目标，例如：担任学生会主席，作为我所在高中（我就读的第四所高中）的优秀毕业生代表致辞；取得耶鲁大学、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等学府的学位；在乔治敦大学获得终身教职，从事我所在领域内全国最负盛名的项目之一。如此看来，就像我们社会通常所理解的那样，我是相当强韧的，因为我能够忍受如此巨大的压力并坚持工作。然而，在这种强迫性的努力中，我无法放慢脚步，去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我的选择正在无情地削弱我的韧劲。咬咬牙，向着巨大的成就和成功继续前进……直到这么做不再奏效。
多年来，在我压制着那些冲击与背叛带来的累积效应的同时，我的身体承受着这种否定性的重担［这也是慢性压力与创伤未得到恢复的常见效应，名为躯体化（somatization）[3]］。从20岁出头到30多岁，我患上了慢性呼吸系统疾病和鼻窦感染，出现了哮喘、咳血、失眠和偏头痛等症状。在波斯尼亚，我还曾有过一场濒临死亡的体验，当时我的呼吸已经完全停止，原因在于我没有治疗自己的肺炎，并且在和士兵们一同清理废墟时让自己暴露在了水泥粉尘之中。我的身体在2004年达到了崩溃顶峰，当时我的视神经炎三度发作，视力急剧下降，随后经历了3周彻底失明的痛苦时光。（实际上我患的是莱姆病[4]，但我并没有得到有效治疗，最后在2012年才得到诊断，病因是我在服役期间被蜱虫咬了一口。）尽管这其中的一些问题最初可能与压力并无关联，但它们来自与压力有关的两个根源：系统性炎症和免疫功能受损。此外，对压力和创伤压抑得越久，我付出的代价也越大，它最终导致了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和抑郁症，进而使我的身体状况变得愈加复杂。
写到这里，我想指出这样一种人类典型的比较心理：将自己的经验与他人的成功经验和挑战相比较。实际上，我在讲授心理健康的过程中常会遇到这样的主题，那就是人们对照他人比较自己的生活压力和事件的频率有多高，而在这么做的同时，人们会不自觉地看轻他们自己的问题或将其一笔勾销，认为这“没那么糟糕”。我将在本书后续章节解释这种心理上的比较习惯如何阻碍人们从创伤中恢复。因此，如果你注意到自己在阅读我的生活经历时也会进行这样的比较，那么请认识到这种习惯，同时看看你能否暂时将其放在一边。
诚然，尽管我的生活和每个人的一样，有其独特的挑战和面貌，但从很多方面来说，我早年经历的逆境、服兵役期间承受的极端压力以及在此之后出现的创伤后应激障碍都可以作为身心活动的典型例子，反映了所有身心失调的机理：我的耐受窗是为了适应我早期所处的社会环境而形成的。由于慢性压力与创伤没有得到恢复，这个窗口开始缩小。在我习惯性地无视身体发出的信号并继续强迫自己前进的情况下，它缩得更小了。最后，我表现出了相应的症状，它们带来了深远的后果，影响了我保持心智、条理性、健康或快乐的能力。
实际上，尽管我在2002年的“键盘事件”发生时对此还一无所知，而且我需要通过多年的强化调整才能重新建立身心连接，最终实现身心和谐运作的关系，但这种关系本就是我们人类与生俱来的，然而它对我们中的许多人来说却已遥不可及。在带着强烈的意愿经历了多年强化训练之后，我可以带着不加评判的好奇心去审视我自己的病态——我那“虚弱”的、“机能失调”的身体，我那强烈的、无法控制的“非理性”情绪，以及我那些见不得人的、可耻的行为。我没有任何遗漏地看清和理解了完整的自我，然后治愈了它，改变了它。
经历这个过程之后，我渐渐明白，我的许多症状都是我对过去经历的心理隔离和否定造成的。因为在那些经历发生之时，背后的真相对我的心智而言是无法承受的。为了帮助自己应对，我将它们放在意识之外，放在我的身体和无意识的信仰模式之中。只有让意识回归我的身体，我才能最终恢复并重拾健康，这个过程提高了我的容忍度，让我在面对未来更大压力的情况下可以表现得更好。最终，我可以用身心联盟取代我的身心对抗机制，同时获得多年来一直被我无视的天生的有机智能。当学会信任完整的自我暗示时，我最终能够彻彻底底地诚实面对自己的生活，面对它本来的样子，而不是我想要或期望的样子，从而做出有效的选择。我终于可以驾驭生活，变得更加快乐、更有创造力、更加轻松并与他人建立了更多联系，而这些是2002年之前的我所无法想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