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2 权力与压迫：独裁、麦卡锡主义和猎巫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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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焦点方法应用于法律所能揭示的最重要洞见之一，是“通过实施法律获得的社会结果”和“通过看似更内生的过程获得的社会结果”之间只有细微的差别，这些内生过程包括社会规范和政治规范、人们的文化、习俗等。能够意识到这一点，就可以对宽容、极权主义和猎巫行动等政治现象，有着更为深刻的认识和理解。

对社会科学家而言，最令人困扰的概念之一是“权力”。我们都能感受到它无所不在、非常重要，但很难弄清楚它到底意味着什么。最大的错误是认为政治权力建立在一些可见又重大的事物之上，这可能是成千上万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持有的一种信念。这种信念导致你预期别人会如何行为以及别人预期你会如何行为，由此使我们难以把握“权力”概念的本质。但事实上，许多巨大的力量和运动都源于看似微不足道的事物。这种情况令人不寒而栗，因为许多普通人几乎无害的行为和信念，却可能导致政治上的荒诞结局。正如我在书中所言（Basu，2011a），卡夫卡抓住了这一点，他的同胞瓦茨拉夫·哈维尔也一样，当时哈维尔是一名异见人士，正进出于监狱。

我将完整而又简要地介绍上述核心思想，其中一些想法已在我的其他研究工作中得到了更全面的论述（Basu，1986，2000）。我对政治权力这一主题的研究兴趣，归因于斯蒂文·卢克斯（Steven Lukes，1974）所写的一本简洁小书《权力：一种激进的观点》。20世纪80年代早期，我有机会与卢克斯在牛津会面，当时他正在引介哈维尔富有影响的《无权者的权力》一文，哈维尔的文章是从他被关押的捷克斯洛伐克监狱中私下流传出来的。卢克斯给了我一份刚打印出来的英文译本。起初哈维尔的这篇文章被官方禁止，只能作为地下出版物获得；但最终在80年代初，它成为捷克斯洛伐克异见人士的宣言。虽然这篇文章后来像“77宪章”一样，成为革命团体集会的号召，但人们并没有充分认识到，它也是一篇深刻、充满睿智的文章，实际上阐述了关于权力和政治压迫的博弈论概念。

我认为，这篇文章被广泛误解了。它经常被视为西方反对共产主义专政的论证，但仔细阅读后，你会发现它的意义远不止于此。它是关于人类困境的论述，也可以适用于右翼极权主义以及美国麦卡锡主义时期的反共诬蔑和迫害。哈维尔展示了每个人在日常工作中如何在不经意间释放出邪恶的力量，由此迫害其他群体支持暴君式的领导人。简而言之，哈维尔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向压迫的本质，这种压迫不仅曾普遍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的德国、80年代的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以及近几十年来的朝鲜；他还提醒我们在所有国家都可能存在这样的风险，也包括美国。

我不了解哈维尔是否知道纳什，关于这个人或者这个均衡。但哈维尔构建的论证，植根于个人对他人行为的信念，这与纳什均衡的观点惊人地接近。

哈维尔将他描述的体系称为“后极权主义”，它以一种“自动整体”（auto-totality）的方式运转，不仅统治者，还有普通居民也都参与维持这一压迫体系。蔬菜水果店店主通过张贴谄媚的海报以表示“忠诚”；政党官员则侵扰那些没有表示忠诚的蔬菜水果店店主，以表示他的“忠诚”。让我直接引用哈维尔（1986，第36页）的文字，因为我怕转述无法完全呈现他的文学才华：

假若某个市区到处充斥着谁都不看的标语，这在一方面是区党委书记向上级党委的一个交代，同时还有更进一步的意义：这是社会自我完善原则的一个小小的范例。后极权社会本质的一个方面，就是把所有人都圈入它的权力范围之内，不让人们实现其人性，而是让人们放弃自我和人性，服膺于整个体制，变成体制的自动代理人和其自定目标的仆人。这样一来，人们就会加入体制的普遍义务中，被体制攫取和奴役……人们的普遍参与制造了一个普遍的规范，迫使其他公民俯首帖耳。再者，人们学会了心甘情愿地参与，以为那是理所当然的。最后他们无须任何外部压力，就会视那些不参与者为异端或傲慢不逊的人，是对大家的侮辱和对社会的背叛。后极权社会就是这样，通过把一切人拽入权力的网络，使一切人变成社会自动整体的工具。

每个人都参与了，被奴役了，无论是水果店店主还是国家总理。在权力结构中地位的不同，只不过表示参与程度的不同而已：水果店店主参与的程度较小，他手里的权力也很少。国家总理当然权力较大，但他的参与程度也更深。两者都无自由，只是形式不同而已。整个参与的同谋不仅仅是另一个人，而是体制本身。

1978年，在位于北波希米亚赫拉德塞克市（Hradecek）的乡间小屋，哈维尔在一种离奇环境中写下了上面这篇著名文章。在他家对面的空地上，警察搭建了一座高跷式的瞭望塔，哈维尔称之为“月球漫步者”，因为它的形状类似于苏联制造并以“月球漫步者”命名的月面行驶车。警察在那座塔上轮流值班，一直监视着他。哈维尔相信，后极权主义制度的作恶者也是该制度的受害者，因此他对监视他的警察有着本能的同情。正如他的传记作者赞托夫斯基（Zantovsky，2014，第208页）指出的：“哈维尔对他的监视者没有怨恨，他们大多数是当地的警察……通常，哈维尔会同情警察的苦役，并通过与他们闲聊让他们感到放松……他有时还会给他们茶或咖啡。”正是哈维尔这种站在别人的角度看问题的非凡能力，使他对政治权力如何维持有着极其深刻的休谟式理解。

令人惊讶的是，哈维尔上面的文章经得起博弈论的严格审视。现在我将通过形式化他的思想，来证明这一点。我会把哈维尔的想法纳入一个博弈结构中，以便展开对博弈均衡的正式分析。

假设在一个人口众多的社会，其中个人命名为1，2，3，…，如此等等。每位正整数都对应着一个人。这个社会的个人如下所示：

1 2 3 4 5 6 7 …

将他们站成一排，就像我描述的那样，这样可以更容易辨别他们的毗邻者。名字为“n-1”的人将站在名字为“n”人的左边，“n+1”则会在“n”的右边。简而言之，可以想象这些人站成一排、面对着我们。

在这个社会里，交易可以发生在个人1和个人2之间，而对所有个人n（n>1）而言，他可以与个人n-1或个人n+1进行交易。简而言之，如上图所示，每个人都可以与他的近邻进行交易。对于任何两个人，例如n和n+1，如果n想要和n+1交易，n+1又同意，交易就会发生。换句话说，每个人总是试图和他右边的人进行交易，如果右边的人又同意，那么交易就会发生。

假设当n和n+1之间发生交易时，n会得到3美元，n+1得到1美元。如果所有人都和两边的近邻开展交易，那么除了1得到3美元，其他人均会得到4美元（1只有一位近邻2，所以他只能与2进行交易）。

现在假设有一个独裁者出现在这个社会，并要求每个公民必须给他1美元。这是纯粹的勒索，因为他不会给予公民任何回报。那么公民是否会服从这一要求呢？尤其是当独裁者并没有能力伤害或惩罚其他任何人时，正如大卫·休谟描述的暴君，其体力有限难以对他人造成直接的身体伤害。所以乍一看，答案必然是否定的。但是，如果这个社会中某个公民不听独裁者的话，就会招致其他公民对他的惩罚和排斥，那么人们就可能会服从独裁者的命令。正是公民之间的相互恐惧，使得独裁者能够向他们所有人勒索，这也是我将用模型描述的。

首先给出如下的定义，一位公民n如果拒绝独裁者勒索的1美元，则被认为是“不忠诚”的；与此同时，如果公民n-1与“不忠诚”的公民n进行交易，也会被认为是“不忠诚”的。因此，如果t不给独裁者1美元，而t+1和t进行交易，那么t+1也会被视为“不忠诚”。并且，如果在这之后t+2又和t+1进行交易，那么t+2也是“不忠诚”的，以此类推。

该博弈如下：第一阶段，公民1决定是否给独裁者1美元；然后在第二阶段，公民2决定是否给独裁者1美元以及是否与公民1进行交易；第三阶段，公民3决定是否给独裁者1美元以及是否与公民2进行交易，以此类推。

现在考虑这样一种情景：任何一个公民n都选择“忠诚”，而且只有公民n-1是“忠诚”的，公民n才会与他进行交易。很显然，如果每个人都采取这种策略，就可以构成一个均衡。如果你相信没有人会选择“不忠诚”，你也不会选择“不忠诚”，这种行为构成了一个纳什均衡，也是一个子博弈精炼均衡。也就是说，如果这种情景出现，那么你预期人们在未来将做什么，他们确实就会做什么。

为了证明上述结论，首先考虑公民1，如果他相信每个人都会选择“忠诚”，那么将交给独裁者1美元，自己则得到2美元的净收益。这是因为公民2将会与公民1交易，公民1得到3美元，减去给独裁者的1美元，就净得2美元。另一方面，如果公民1决定不向独裁者缴纳不公正的税收，那么他会被贴上“不忠诚”的标签，可以预料公民2将不会与之交易，因此公民1的收益为0。如图6.1所示，公民1可以选择G（缴税）或N（不缴税），以及每种情况的下预期收益。

图6.1 忠诚红利

接下来考虑公民n，其中n>1。首先，如果公民n-1是“忠诚”的，那么公民n的最佳选择是与n-1交易，并交给独裁者1美元。这样，公民n也被贴上了“忠诚”的标签，并预期公民n+1会与他交易。因此，公民n的收益就是3美元，如果选择任何别的行为，收益都没有这么高，正如图6.1上部图形中n=2的情景所示。此时假定公民1选择“忠诚”，即G；接着公民2面临的选择将是“给独裁者缴税且与公民1交易”（选择Gt）、“给独裁者缴税且不与公民1交易”（选择Gn），等等。从图中所示的公民2的所有预期收益来看，显然他最好选择Gt（给独裁者缴税且与公民1交易）。

其次，如果公民n-1是“不忠诚”的，那么公民n的最佳选择是“拒绝与公民n-1交易，并向独裁者交纳1美元”。这样，公民n就被贴上“忠诚”的标签，并预期公民n+1会与他交易，从而其收益将是2。很显然，如果公民n采取其他行动，境遇只会更糟。因为他会被贴上“不忠诚”的标签，就无法与公民n+1交易。正如图6.1下部图形中n = 2的情景所示，如果公民2已经知道“公民1选择N（不缴税）因而被视为不忠诚”，那么他不得不做出改变，显然此时公民2将选择Gn（缴税且不与公民1交易），即他将会排斥公民1。证毕。

独裁者能够得到支持，并被允许实施专制统治，完全是因为公民之间对遭受排斥的相互恐惧。独裁者其实不需要有直接伤害任何人的能力，这就是大卫·休谟（1742［1987］，第11页）在1742年发表的著名论文《论政府的首要原则》中展现的惊人洞察力：

对于那些以哲学的眼光看待人类事务的人来说，没有什么比“多数人被少数人轻易统治”更令人惊讶的了。人们居然会带着一种含蓄的顺从，把自己全身心地托付给统治者。当我们追问这一奇怪之事究竟是如何产生的，就会发现，其实力量总是在被统治者一边，而统治者除了观念以外，找不到任何支持。因此，政府只是建立在观念之上。这一箴言既适用于最专制、最暴力的政府，也适用于最自由、最受欢迎的政府。埃及的苏丹或罗马的皇帝，可能会像野兽一样驱使那些无辜的臣民，完全违背他们的感情和意愿；但这些统治者至少在领导马穆鲁克或古罗马禁卫军时，就需要表现得像个人，以获得其观念上的支持。

一旦理解了上述观点，就会明白当时东欧的压迫现象不是特例，虽然它也是促使哈维尔写作的背景。从本质上讲，在法西斯主义的案例、在20世纪50年代初美国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引发的“红色诱饵”行动中，我们均可以看到类似的现象。

一切始于1950年2月9日麦卡锡参议员在西弗吉尼亚州威灵市的共和党妇女俱乐部（Women’s Republican Club）里发表的一篇散布恐惧的演讲。他声称：“在我看来，作为最重要政府部门之一的国务院，到处都是共产主义者；我手头就有57个例子，这些人要么是持有身份的共产党员，要么肯定是忠于共产党的。”（Schrecker，1994，第212页）由此，美国开始了一段极其残酷的“猎巫行动”时期，因为一旦有人被指控为“共产主义者”或“反美”，任何试图挑战这一指控的其他人也会立即被贴上“共产主义者”或“反美”的标签。

在图6.1所示的博弈中，“不忠诚者”的标签可以通过传染的方式扩散，一个人与被标记为“不忠诚”的人交易，也会被标记为“不忠诚”；仅仅因为有人试图质疑，“共产主义者或者反美”的标签就可以从一个人身上传染到另一个人身上。到了当年6月22日，毫不奇怪黑名单已变得非常长，它包括了拉里·阿德勒（Larry Adler）、伦纳德·伯恩斯坦（Leonard Bernstein）、沃尔特·伯恩斯坦（Walter Bernstein）、艾伦·科普兰（Aaron Copland）、皮特·西格（Pete Seeger）、玛格丽特·韦伯斯特（Margaret Webster）和奥逊·威尔斯（Orson Welles）等许多名人。

最高法院大法官威廉·道格拉斯（William Douglas）在结束麦卡锡主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在发表于1952年1月13日《纽约时报》的文章中写道：“我们曾经彼此信任，现在却彼此怀疑。无辜的行为成为不忠诚的标签……怀疑将与日俱增，直到某种普遍接受的观念成为安全的那一个。那些偏离者都是可疑的。”

最终，幸运的是，在一些杰出的参议员（既有民主党也有共和党）、商界领袖和法官的领导下，反对麦卡锡主义的声音越来越大。到了1954年初，在被称为“乔必须离开”（Jo Must Go）运动的支持下，反对达到了高潮。1954年12月2日，参议院投票谴责了麦卡锡，麦卡锡时代终告结束。正如当时艾森豪威尔总统明显宽慰地说，“麦卡锡主义”已经成为过去时（Fried，1990，第141页）。

从本书的视角看，有趣的是不需要修改任何法律就能引发“麦卡锡主义”。的确，这就是社会焦点的转移，我们对彼此的预期发生了变化。参议员麦卡锡可能在触发这一变化中发挥了作用，而一旦这种变化发生，他就无须再挥舞鞭子了。正是人与人之间的恐惧让这场运动积聚了力量，使得个人无力对抗。参议员麦卡锡的作用只是转移了社会的焦点。

最新关于符号学的有趣研究表明了同样的观点，它探讨了中国的“拍马屁”行为（Yang，2014）。从字面意义上说，“拍马屁”就是“拍拍马的屁股”，它的起源很有可能来自蒙古，在那里马象征着地位。在现今的中国，“拍马屁”是指在工作场所和等级组织中的奉承或谄媚行为。

这里的分析完全基于焦点方法的模型。所有参与者都是模型的一部分，没有人能够因一部新法律或一份宣言而突然出现在博弈中，它相当于一般均衡分析。我们刻画的生活博弈展示了博弈是如何达成一个“某些人被赋予巨大权力”的坏均衡结果。对于普通公民来说，理解上述逻辑至关重要，以便他们能够设法将专制扼杀在萌芽状态，并及时制止仇恨的传播，因为这种情绪一旦发酵就会失控。杨洁（Yang，2014，第2页）认为，在当今中国，“拍马屁”普遍伴随着对地位更高者的表面尊重，这“既是一种生存策略，也是控制的一种符号模式”。“档案”系统的存在使这种控制成为可能，它维护着记录雇员和组织成员行为的卷宗和材料。这使个人的行为信息可以在人们之间传播，并迫使个人因害怕别人的另眼相看而循规蹈矩。这一过程类似于哈维尔描述的后极权主义社会中发生的情况，以及我的权力模型中描述的情景（Basu，1986）。正如杨洁指出的：“一旦拍马屁成了官僚体系中的一种均衡筛选规范，它就会迫使人们都这样做。”

“77宪章”（Charter 77）是1976—1992年在捷克斯洛伐克的一项非正式公民倡议，因指明了1977年1月的日期，而被命名为“77宪章”。——译者注

最近的一些研究工作开始沿着类似思路发展上述概念，参见Hatlebakk（2002），Villanger（2005），Yang（2014），Acemoglu and Wolitzky（2015），Oleinik（2015），Ledyaev（2016），Joshi and Mahmud（2016），Han（2016）。

我在1986年的分析中也提到过这一点，但并未正式地证明哈维尔的论证是一个“纳什均衡”或“子博弈精炼均衡”。

他最初写这篇文章是在1978年。

从技术上讲，这里假设的个体数目是无限且可数的。这一假设与我（1994a）和Voorneveld（2010）在不同背景下所做的假设类似。此外，Voorneveld还详细论证了这种假设为何是合理的（参见Rubinstein，1991，第918页）。在目前的例子中，我做出这一假设，是为了能够在相对简单的环境中构建子博弈精炼均衡。应该强调的是，有限个体的假设也能得出相似的结论，但博弈的结构通常更为复杂（参见Basu，2000）。

正如Carothers（2003，第8页）在谈到法律的效力时指出的，它是一个“存在于社会公民头脑中”的系统，上述模型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形式化了这一说法。从某种意义上说，“统治者对普通公民的勒索”也可以看作腐败的一种形式。腐败通常需要良好行为的表象加以掩饰。正如Moene and Soreide（2015，第47页）观察到的，“在最纯粹的形式中，政府代表（government representatives）会利用这些表面行为来谋取私利”。虽然情况往往如此，但这个模型表明，一旦在普通人中形成了对腐败者有利的共同信念，这些谋取私利的行为就会变得更加明目张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