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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向西：东西方3000年》第46页,页面无弹窗的全文阅读!
“纵使我军不胜，其责亦不在我。梁熙绝非善类，望将军速击之，意图东进。”部将杜进向吕光进言。
这时，凉州刺史梁熙以“未奉皇命，轻易退军”之名首先问罪吕光。吕光则反言其“国家倾颓之际不顾主上安危，且欲阻归还之军”。总之，二人各怀心思，在甘肃玉门展开激战。后来，梁熙兵败被俘，吕光取得了胜利，他以姑藏为中心，成为河西一带的实际统治者。
当然，鸠摩罗什也被带到了这里。吕光对传教布法并无多大兴趣，他最初只是奉命行事而已，如今他却看重高僧鸠摩罗什占卜吉凶的非凡之能。占领龟兹之时，吕光就命鸠摩罗什饮酒，又将龟兹王之女嫁给他。从佛家戒律来说，吕光这么做已经使他破戒，但这样一来也同时开启了他的学者之路。
公元395年，吕光在平定河西之后自称“三河王”，实现了从地方政权到割据王朝的转变升级，史称“后梁”。第二年，曾作《龟兹宫赋》的段业举兵造反，后梁国运也逐渐走向衰落。吕光死后两年，即公元401年，其侄儿吕隆即位。同年，后秦皇帝姚兴率军击破吕隆政权，将鸠摩罗什接到长安。
三十五岁就被吕光带离龟兹的鸠摩罗什，在其五十二岁时才如愿以偿地开始在长安翻译佛经。而在河西之地的十七年，他既没有机会布教，也没有条件译经，几乎可以说那是他人生的空白期，但值得庆幸的是，他熟练地掌握了汉语。
我在前面提到过，当时的库车地区都在使用印欧语系中的吐火罗B系语。鸠摩罗什的父亲是印度人，而他又曾在印度学习过，所以他自然精通印度语。在后来的语言运用中，他也应该以吐火罗B系语和印度语为主。虽然东汉曾在龟兹设立西域都护，但时间较短，所以汉语尚未普及。如果说鸠摩罗什在龟兹就接触到了汉语，那么充其量也不过是初级水平。所以换句话说，在河西的十七年间，看似是鸠摩罗什的人生空白期，实际也可以称之为后期大有作为的酝酿阶段。
鸠摩罗什步入中年才真正开始研习汉语，从而翻译佛教主要经典，这反而是一种幸运。那时长安的译经派别众多，但鸠摩罗什的翻译以自己对经文的充分理解为基础，成了群星中最为闪耀的一颗。
后世玄奘的译经以精准著称。与之相比，鸠摩罗什的翻译虽然也有逐字逐句翻译的问题，但他大胆意译的精神在当时堪称绝技。特别是他译的《妙法莲华经》，其译文极富魅力。
[1] 指东汉从西域撤退三次，又统一西域三次，表达了统一的来之不易。
[2] 一说阿育王的在位时间为公元前268～前232年。
高昌与高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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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车（龟兹）留存下来的佛教遗址十分稀少。短短五天内，我只参观了克孜尔、库木吐拉和克孜尔尕哈三个千佛洞。无论走到哪里，解说员都会告诉我“最古老的洞窟为魏晋南北朝时所建”。
关于这些洞窟的年代，目前说法不一。克孜尔千佛洞有石窟二百三十六个，据说年代最为悠久的是第十七窟。以阿尔伯特·格伦威德尔和勒柯克为首的德国探险队员按照各个石窟的特点对相关石窟进行了命名，如“孔雀洞”“十六骑士洞”等。1953年，中国政府对这里的各个石窟进行了系统编号（当时总计二百三十五个洞窟，后来又发现了一个）。
对于最古老的第十七窟，有人说是始于三国时代，有人认为不早于西晋，而北京大学的阎教授认为是东汉末期开凿的。不管怎么说，这个画有交脚菩萨像的石窟在公元3世纪末期就已经成型。
出生于公元4世纪中期的鸠摩罗什，应该对这个第十七窟并不陌生。作为佛僧，他很可能参拜过这座佛窟。公元3世纪时期，佛图澄很可能仍在故乡龟兹，史书虽然没有记录他在那儿的活动轨迹，但那时正好和第十七窟的开凿年代重合。既然佛图澄素怀东方传教之志，并经年日久才从敦煌到达洛阳，所以对佛教如此虔诚的人很可能和这座石窟的建造有着很大的关系。
龟兹四周被荒凉的沙漠包围，即使走到尽头也没有任何别样光景。日本的佛教和龟兹出身的两位佛教巨人有着深厚的渊源，而这种关系时至今日依然在延续。石窟的文化氛围虽然没有原封不动地融入日本，但只要沿着这样的韵味往下探寻，就能感受到内中的脉络和承袭关系。
因为没有具体的文献记录，龟兹近边的石窟年代也众说不一。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敦煌石窟。据史书记载，敦煌石窟中最古老的洞窟始于公元366年，为乐傅所建。此外，敦煌壁画中也有许多年代可寻，而库车的千佛洞只能依据不同风格样式来推测其大概的建造年代。
敦煌石窟皆成排地连缀在鸣沙山的崖面上，看起来清晰流畅，而克孜尔、库木吐拉和克孜尔尕哈千佛洞好似嵌在大山怀中，其地形要比敦煌复杂许多。所以，如果说敦煌石窟是平坦马路，那么库车的千佛洞就是羊肠小道。我多年前曾到过敦煌，对其印象颇深。和敦煌相比，我总觉得库车的千佛洞似乎没有那么引人注目。但我这个外行还想弄清一个问题：到底哪一个年代更久远一些呢？
众所周知，佛教起源于印度，然后经西域传到中原。所以按照一般的逻辑，西边的佛教传播应该早于东边，而石窟建造自然也是自西向东逐步发展。按照这样的逻辑，库车的千佛洞应该早于敦煌，不过这毕竟是外行分析法。其实，西域石窟西起阿富汗的巴米安，东至敦煌，几乎都建造于同一时期。这一点已成定论。
在公元三四世纪时期，库车已经融入了佛教圈，《晋书·四夷传》中的龟兹国部分就有“（龟兹城内）佛塔庙千余所”的记载。如果将当地大大小小的佛塔都计算在内，那么有上千座也并不夸张。
公元399年，法显为求取律藏，从长安出发，前往印度。两年后，鸠摩罗什带着律藏来到长安。这不得不说是天意弄人。
法显自长安出发时已是六十四岁高龄。当他到达张掖时，受到了张掖王的款待。据他所著的《佛国记》记载，张掖王为“改业”，其实大概就是“段业”的误写。段业就是那个曾是吕光参军，并随吕光远征龟兹，后来又奉命作《龟兹宫赋》的人。
从张掖出敦煌，然后在鄯善（即以前的楼兰国）停留一个月后，继续往乌夷国（即焉耆）方向行进，然后又在此居住两月余。但由其见闻来看，法显在此似乎受到了冷遇，并言此地之人多不知礼节。后来，他由此出发到于阗，然而他的行记中只提到往西南直行三十五日，而并没有涉及路径及路途见闻。
如果法显到过龟兹那样拥有华丽宫殿的西域大国，那么他的相关著作中就应该会有文字提及，如今却没有发现只言片语，那么就意味着他应该没有途经那里。但从路线判断，他的足迹必然经过龟兹附近。
对于法显对焉耆不知礼仪的评价，《晋书·四夷传》记载如下：
好贷利，任奸诡。
王有侍卫数十人，皆倨慢无尊卑之礼。
吕光西征之际，焉耆不战而降，在讨伐龟兹时焉耆又出兵援助。也许是两者互为邻国吧，龟兹和焉耆之间似乎矛盾很多。
西晋武帝太康年间，焉耆王龙安“遣使入侍”。龙安的夫人是狯胡国女子，其子单名会。龙安病重卧床之时，将儿子唤至身边，嘱咐道：“因龟兹白山之故，父忍辱负重，尔既为吾子，当勿忘以雪耻。”
我们无法得知龙安所说的耻辱具体是什么，但在其死后，其子龙会果然不负嘱托，攻取了龟兹白山，并占领了龟兹全境。后来，他又命自己的儿子龙熙驻守焉耆，自己则亲往占领地龟兹，推行地区霸权主义。据说葱岭（帕米尔）以东，没有不臣服于他的国家。然而龙会恃强凌弱，恃勇而肆无忌惮，虽然他替父亲洗刷了耻辱，但同时又将屈辱强加在他国身上。对此，他并没有放在心上。有一天他出宫外宿，不料被龟兹人罗云所杀。
龙会死后，龟兹重新复国。吕光西征之时，龟兹奋起抵抗，就是因为他们要守护刚刚复国且来之不易的独立。据《晋书·四夷传》所说，向吕光献降的焉耆王乃是龙会之子龙熙，但《晋书·吕光传》却将其写成了“流泥”。龙熙的“熙”应该是颇有中原汉风的名字，而“流泥”则多是当地语言的汉语读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