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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库车附近的石窟群远离县城一样，柏孜克里石窟距高昌古城也有一定的距离。来到这里，也许是信仰使然，也许是出于对美的眷恋。走过遥远的险路，嗅着脚下的土味，炎炎烈日当空，我们在石窟前一边吃着西瓜和哈密瓜，一边俯瞰着木头沟河缓缓流过。欣赏壁画的喜悦之情，让我深深感受到了此行的意义。
柏孜克里的意思是“饰满绘画的地方”。这里的石窟最早建于公元6世纪末的隋朝，比敦煌莫高窟要晚两百多年，每个石窟都有编号，其中的第二十五号石窟建造时间最为久远。
20世纪初期，来到此地的外国探险队因一时难以将众多壁画全部盗出，又担心后来人将其运走，于是就将泥土涂在壁画上加以隐蔽。因为僧窟没有壁画，所以并没有发生这种闹剧。然而后来再没有外国探险队进入新疆，所以涂泥的壁画就原样保存了下来。近年来，专业人员去掉了壁画上面的“泥衣”，这绝妙之美才得以重见天日。当然，也有部分因黏着日久而担心剥泥会伤害壁画，故而暂留未动。建于宋代的第三十七号窟就是如此。
柏孜克里石窟是我最早见到的石窟，那是在去敦煌前两年的1973年夏天。根据观赏者所在方位的不同，柏孜克里石窟后的黄色沙山有时会像隆起的乳房，有时会像平伏的胳膊，有时还会像尖锐的三角……仅仅这些，就足以让我难以忘怀。虽然壁画因人为的破坏和岁月的剥蚀而略显惨淡，但周围的景色却多少让我感到一丝慰藉。
第三十九窟始建于宋代，该壁画画有外国使节，充分反映了丝绸之路的国际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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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孜克里石窟附近的火焰山之名曾在《西游记》中出现过，相关故事也可谓耳熟能详，饶有趣味。虽然我觉得《西游记》的作者不可能来过这里，但火焰山的名称他必然听过。对于妖魔鬼怪各显神通的《西游记》来说，火焰山自然是不可忽视的绝佳舞台。
现实中的火焰山山体呈红色，侵蚀而成的沟壑纵排相连。烟霭升起时，山上就像燃起了飘舞的火焰一样。特别是盛夏时分，这里40℃以上的高温连日不断，从盆地低处望去，那红色的山体最易让人联想到熊熊的火焰。在这种酷暑难耐的山上营建信仰之地，也许正是为了证明信仰是一种不可动摇的力量。
回国后，玄奘完成了《大唐西域记》。在西域见闻中，他从阿耆尼国（即焉耆）开始写起，却没有将高昌列入介绍范围，那是因为当时高昌已经在唐朝建制之下。他在提到每个西域国家时，都会清晰地表明该国是信奉小乘佛教还是尊崇大乘佛教。虽然没有关于高昌的记载，但毕竟他在高昌受到了热情招待，临别之际，他向该国信众讲授了《仁王般若经》。由此可以推断，高昌应该信奉大乘佛教。
因为高昌汉人众多，所以该国有很多来自中原的汉译佛典，而佛教原典取自印度。有史料记载，《大般涅槃经》就是从印度直接传入的。这种既有自西而来的“顺流”，又有自东涌进的“逆流”，二者集合在一起，形成了佛教文化交流的主流。公元10世纪以后，吐鲁番盆地成为回纥的势力范围，即所谓的维吾尔族人控制时代。因此，将佛典译为维吾尔语大为盛行。从目前吐鲁番盆地出土的维吾尔语译佛典内容判断，其主要归属大乘佛教。此外，相关专业学者的研究表明，这些维吾尔语佛典并非直接译自梵文原作，而是借助汉译本转译的。
柏孜克里石窟群中的众多洞窟营造于回纥时代者也不在少数。这些凿洞绘画之人，其信仰也多来自汉译佛典。信仰之外，石窟中随带的佛教美术作品显然既有西来的因素，也有东土的影响。
西域之路并非只是一方通行，特别是曾经汉人居多的吐鲁番盆地，东西往来者比其他地方更加频繁。《北史·西域传》有云：
俗事天神，兼信佛法。
所谓“俗事天神”，很可能是蒙古或土耳其裔人的天神崇拜，也有可能是琐罗亚斯德教、摩尼教或基督教的教义。因为此地民族众多，宗教信仰也五花八门。相比较而言，佛教因其自身的特质，加之当政者的支持，所以发展得更为繁荣。
纵观多民族杂居的吐鲁番盆地的历史，其原住民杀死国王的血腥事件似乎发生了不止一次，然而却没有发现民族之间的暴力冲突，这也许就是佛教这条纽带的作用吧。
此外，吐鲁番盆地还有胜金口、吐峪沟等几处石窟群。虽然同是西域文化的中心，但除了喀什境内的“三仙洞”外，其他地方已经没有什么像样的佛教遗迹了。
以塔克拉玛干沙漠为中心，西域可以分为五大文化圈。
塔克拉玛干沙漠之南被称为西域南路，以鄯善为中心的罗布泊一带是我们熟知的“楼兰文化圈”，另一个就是“于阗文化圈”。
与之相对，塔克拉玛干沙漠以北被称为西域北路。西域北路上，天山山脉横亘其中。而天山南北又被细分为天山南路和天山北路。吐鲁番、库车和塔克拉玛干属于西域北路，以天山为基准的地区即天山南路。这两处分别是吐鲁番文化圈和天山文化圈。此外，兼有两个文化圈特征的喀什自成一体，一般认为它是独立的文化圈。当然，之前也有人将喀什列入于阗文化圈之内。
寻找失落的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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喀什既是两个文化圈的交汇之处，又是西出帕米尔高原的起点，从帕米尔高原一方来看，这里又是崇山峻岭的终点。这种包含多重特征的地方，带给人们许多难解的神秘。
三仙洞位于喀什市西北十八公里处。和其他地方的石窟大多建在河两岸的崖壁上一样，这里的石窟也都建在恰克玛克河岸边。我10月份到访这里的时候正值枯水期，恰克玛克河河水很浅。站在河滩仰望三仙洞，只见洞窟位于绝壁之上，离地大约四十米，没有工具断然无法攀行其上。即使使用梯子，也必须多个相接方可，着实危险。过去曾有身轻如燕的年轻人借助悬梯攀爬上去，但近年来几乎无人涉险。
三仙洞的开凿年代据说是在公元3～4世纪。洞如其名，直立的崖壁上只有三个小小的石窟飘零孤悬。石窟群又通称千佛洞，大概是因为洞窟众多的缘故。千佛洞的维吾尔语是“Ming Öy”，即“千间房屋”的意思。而三仙洞只有三个洞窟，当然不能冠以千佛洞之名了。
三窟之中，左侧的石窟有壁画但没有供奉佛像；中间的石窟壁虽然已经被涂成了白色，但没有壁画，只有下半身佛像残留安放；右侧可能是个僧窟，里面空空如也。
在一千几百年前开凿这座三仙洞时，绝壁悬崖断然没有现在这么高，因为悬崖下靠近河滩的地方，肯定经过了严重的冲刷。若如现在这样，石窟断难建成。石窟的正下方有许多方孔，是专门夹塞木料的地方。因为最开始时，石窟前也曾建有堂宇。三仙洞中间的那座石窟壁被涂成白色却没有壁画，由此可以推测，这很可能是一个中途被放弃而未完成的石窟。据说20世纪40年代时，三仙洞对面的几处石窟因河流泛滥而惨遭毁灭。三仙洞附近还有三个小石窟，但每个石窟只开凿了洞孔，里面一无所有。这也可能是在营造途中因故被搁置使然吧。
作为佛教盛行的土地，现如今所剩遗迹屈指可数，让人看来极为孤独。1906年，二十八岁的保罗·伯希和来到喀什三仙洞。他雇用了很多人，后来发现绝壁石窟内空间较小，只能屈身进入。通过勘察，三座石窟内部相通的事实得到了印证。
玄奘取经返回时曾途经喀什。喀什在汉代时被称为疏勒，玄奘《大唐西域记》中称其为佉沙国，《新唐书》中疏勒、佉沙同时出现。不过，新旧《唐书》中都有这样的记载：
俗，祭祆神。
看来新旧《唐书》是把喀什当作了琐罗亚斯德教（即祆教）国家。对此，玄奘又有另一番体验，他认为喀什是信奉小乘佛教的国家：
淳信佛法，勤营福利，伽蓝（寺庙）数百所，僧徒万余人，习学小乘教说一切有部。
虽然喀什也有琐罗亚斯德教教徒，但通过实际见闻而发此言论的玄奘之说应该可信。玄奘也好，新旧《唐书》也好，关于喀什，他们都有“文身绿睛”的记载。看来这里的人喜好文身，而且都长着碧眼，给人以十分野蛮的感觉。不过，如今的喀什居民好客温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