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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凉,读一颗雕龙的文心(外五首)作品汇-文人莫相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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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莫相轻

书籍名:《微凉,读一颗雕龙的文心(外五首)作品汇》    作者: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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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起英雄们的惺惺相惜,文人间的惯常心态是“相轻”。对于同行的美文和才华,文人往往很能慷慨地说一句:“不错!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嘛!”此话却透着文人种种脾气里最坏的一种,那就是互怼、瞧不起;口头上赞美,肚子里不服,暗地里嫉妒,私下里挤兑,绝对没有半点羡慕、虚心、甘拜下风。因为文章能写得飞扬跋扈的,古往今来都有一句“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的盛赞。“妙手”是什么?那就是天赋异禀的同义语,相当于说王勃、骆宾王是“神童”“天才”,相当于说李白的诗信手拈来,相当于说苏东坡在北宋文坛一枝独秀。“天赋”“天资”换个说法那就与智商密切相关了,再往深里探究,就上升到基因、种族、血统这样人格层面的问题了。这还了得,让同是寒窗十载、刮垢磨光的文人们怎样有颜面地讨生活?

      当然,这种“相轻”大多发生在同一个级别的文人间。正如拳击运动员之间的较量,不同重量级之间是没有办法相比的,但同一个重量级之间往往会死磕到头破血流。因此,当众口一词判定李白的级别后,那就等于给了李白一顶超一流的冠冕;某某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茅盾文学奖,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他们纵然曾经是某某的同事、同行、同桌,对某某的脾性、长相、缺点了如指掌,工资待遇相同,但现在不同了,“士别三日,得刮目相看了”,他成了重量级人物。心里虽然不是滋味,但细细揣度,只可避其锋芒,不可与争锋。转而为其摇旗呐喊:某某曾经是我的把兄弟,某某和我同窗,某某曾和我同桌共饮。至于某某的文章好不好、读不读、文采超拔与否倒在其次了。

      独领建安文学风骚的曹操,诗歌也算写得豪迈激越、非同凡响,然而对于爱子曹植过早展露的文采却显然有些思想准备不足。《三国志.魏书》里说他有一次看到曹植的文章,起了疑心,问:“是别人代作的吗?”曹植回答:“言出为论,下笔成章,你可以当面考考我,怎会请人代作呢?”“言出为论,下笔成章”八个字在常人听来也许是如实表述,可在同为文人的父亲跟前可就有点张狂了,话完全可以说得谦虚一点,且不说做父亲的对儿子会不会嫉恨,那些建安才子难保不会背地里给你挑刺。这也是所有才华出众的文人的硬伤,生来就这样好卖弄,要不怎么叫率性天真,怎么叫“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琢”呢?这也就为他后面悲剧的一生埋下了伏笔。

      当时,铜雀台恰好建成,曹操正好要验证一下曹植的文采,就让几个儿子悉数登台作赋。生性狂妄的曹植也就当仁不让了,提起笔来就是一篇《铜雀台赋》。“……临漳水之长流兮,望园果之滋荣。仰春风之和穆兮,听百鸟之悲鸣……”这篇美文惊动了曹公以及他身后庞大的作家阵容,也打消了父亲的疑虑,却招来了同为骨肉兄弟的虎视眈眈,本是同根生,你怎么就锦心绣口了?你怎么就文采斐然了?须知那时曹丕也是写出了“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的一级作家。曹操也因为曹植的出众才华,起初竟萌生了废长立幼的念头。这还了得,作为世子的曹丕自然不会干休,文韬武略,怎么就在文韬上轻易地输给对方了呢?这时候还谈什么相轻不相轻,都到了你死我活的份上,“相轻”自然也就上升到迫害的地步了。

      曹丕对曹植的迫害是从文人的另一个坏毛病入手的,那就是生活作风问题。陈寿言“植任性而行,不自彫励,饮酒不节。”一次竟然驾车打开了司马门往来驰骋,这在礼节上是绝对不容许的,曹操知道后大为光火,文采再好也不能乱来啊?对曹植的行为就颇为不满了。建安24年(公元219年),为解樊城之围,曹操派曹植为南中郎将前去救援曹仁。临行前告诫曹植一番,恨铁不成钢。不想曹植转身就忘了训诫,第二天竟然醉卧不起,误了军务大事,曹操后悔不已,不仅免了他的职务,从此也就对他不抱什么期望了。曹丕是何等人物?一下子就抓住了曹植的软肋,在曹操跟前,把不同与曹植放荡不羁一面的谦恭稳厚表演得淋漓尽致。曹操也许是真被曹丕厚道的外表迷惑了,从此也就不喜欢什么“揽二乔于东南”的佳句了,曹植的才华在曹操看来成了华而不实的空架子、绣花枕头。

      等到曹丕即位后,对曹植的打压就变本加厉了,先杀了成天围着曹植左右的丁仪、丁廙等一帮文人,又以“醉酒悖慢,劫胁使者”治了他的罪,贬为安乡侯。据说《七步诗》就是在这个时候写成的,这个并非确凿的故事恰恰衬托了曹植的才气,贬抑了曹丕的淫威和那种潜藏于骨髓深处的“文人相轻”的毛病。这时候的曹丕,稳坐尊位,根本顾不上曹植惶惶讨好的《上庆文帝受禅表》,似乎相轻都不足以解恨,只有“文人相见,分外眼红”才可以表明曹丕此刻的心态。然而,《七步诗》毕竟写得太绝了,作为帝王兼半个文人的曹丕似乎在某一时刻真的被“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隐隐触动了一下灵魂,动了恻隐之心,才想起他们——原来是同胞兄弟。把文人的尊严糟践一下,心理上平衡了,姑且饶你一命。在人生最重要的节骨眼上,曹丕几乎没有太费什么脑子,没有酝酿什么辞藻风月,没有在竹简木牍里寻章觅句,仅仅玩了一下心眼,曹植的《铜雀台赋》《洛神赋》《白马篇》就一文不值了。

      其次是“乌台诗案”。苏东坡一出道就给北宋文坛来了一个下马威,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就把朝野上下搅个鸡犬不宁,连宋神宗都翘了大拇指,谁敢不服?文坛领袖欧阳修当时以宽博的胸襟接纳了这位文学新人,没有抱以相轻的小肚鸡肠。但是阻止不了那班靠唇枪舌剑吃饭的小人们的小报告。尤其暂露头角的、一鸣惊人的新人,这就不得不给你一点颜色,文人这碗饭不是这么好吃的。你出名了,我们怎么办?当然对于这类上了荣誉榜单的,只能先在暗地里轻蔑一下,把仇恨蓄积起来,伺机待发。而这种情绪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自然发酵,像失宠女人的醋意,一旦发作,就会不择手段地置对手于死地。你不是文采好吗?那就从诗词的意蕴上挖掘挖掘,在措辞的内涵上把把关,有没有伤风败俗、有没有讥讽时事的。一查,果然有!好吧,这下不是相轻不相轻的问题了,随便揭穿哪一条都够你喝一壶的。

      最先举报苏轼作诗讽刺新法的是沈括。认为苏轼的诗稿中诽谤朝政,但因理由牵强,宋神宗未予重视。到1079年秋天,苏东坡上任湖州不久,以御史何正臣为首的一班人再次上表弹劾苏东坡,奏其湖州到任后谢恩上表中,用语暗藏讥讽朝政。尤其恶毒的是御史台的舒亶,更是用逐句推敲的手法,告发东坡在“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讽刺了青苗法,在“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讽刺了盐法。能在某个字词上断章取义,乃至苦口婆心地规劝皇帝相信其别有用心,表面看似政见不合的派系斗争,实质上暗藏了文人间那种嫉贤妒能、包藏祸心的报复心理。后来还是苏辙一语道破天机:东坡何罪?独以名太高!因才获罪,这岂非文人最大的悲哀?

      看看李白,是怎样对待他的文友的:“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再看看杜甫是怎样怀念他的偶像的:“凉风起天末,君子意如何”。往往是这些得道很深的文人,能够站在一个豁达的人生高度上去对待他的同行,因为他们的身心始终沉溺在学问里,目光始终游戏在山水自然间,无暇顾及人情世故和身边那些是非曲直。这种心灵不设防的天真,恰好涵养了他们的才情和性情。由此才有了难得的文人“惺惺相惜”的格局。

      在西方文坛,至今还流传着福克纳和海明威这对美国“双子星”的故事。他们的一生亦敌亦友,打口水仗、醋意的调侃、揶揄充斥着两人的写作生涯,海明威称福克纳的作品是“早期排泄物”,福克纳讽刺海明威“仅仅是一条狗”。但与此同时,他们之间互相勉励、赞誉的言辞也闪烁其间。1931年11月,福克纳在接受纽约《先驱论坛报》采访时谈到海明威,说:“海明威是我们当中最优秀的一个。”1935年,福克纳的《标塔》出版后,并未获得预期的好评,海明威却在杂志上登了一则声明,说他很喜欢《标塔》。

      两人的矛盾升级是在1949年,福克纳获诺贝尔文学奖后,海明威很不服气,声明:“只要我活着一天,福克纳只有喝了酒以后才能为诺贝尔奖而高兴。因为我对那个机构毫无敬意。”冷静下来的海明威并没有像他说的那样对“诺贝尔”毫无敬意,在1950年匆匆写了一部《过河入林》想超越他的对手,却遭到失败。倔强的海明威没有认输,反而被激发出强烈的赶超欲望,最终在1952年完成了《老人与海》,并获1954年诺贝尔文学奖,成为文学界一段趣闻。在这对文学巨头的交手中,文人相轻的毛病依然没有收敛,不过这种相轻没有上升到迫害、冤狱的地步。最重要的一点是,大量事实证明他们都认真阅读过对手的作品,从中找到了有益的营养,反而促成了共赢。阅读他人的作品,是文人间最大的尊重。

      不同于赳赳武夫的针尖对麦芒,拼的是体力;文人所拼的是才思和见识,更需要一种容纳的胸襟和魄力。才高莫卖弄,才疏莫妄评,文人莫相轻,写好文章才是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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