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 谢
我想要借此机会感谢多年来启发我的想法、临床经验及研究的多位老师、同事及学生。
我和正与饮食及体重产生挣扎的人所累积的临床经验丰富了这本书。虽然我无法一一说出他们的名字，但他们在放下挣扎的过程中，带给我很多的启迪及智慧，我衷心地感谢他们。我的临床老师们当然也值得致谢。布朗大学（Brown University）辅导中心的费迪南·琼斯博士（Dr. Ferdinand Jones），提供我创建及分享正念饮食疗法的机会。我也于罗德岛普罗维登斯市的厌食症救援协会（Anorexia Nervosa Aid Society）与挣扎多年的女病患们分享我的工作。我曾在波士顿麦克莱恩医院（McLean Hospital）的行为饮食障碍部担任兼职的博士后研究员。当时，菲力普·莱文杜斯基先生（Philip Levendusky）支持我接触重度神经性暴食症的女病患们。这三十年来，各式饮食障碍的男女个案（尤其是神经性暴食症及暴食症）的临床经验，给我提供了研究在核心参考。
值得一提的是，正念饮食的临床治疗是我多年来与许多学术前辈及同事共同合作的结果。如果没有我在耶鲁大学的同学，盖瑞·施瓦茨（Gary Schwartz）及朱迪思·罗汀（Judith Rodin），我就不会有前进的想法及动力。英属哥伦比亚大学（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的客座教授彼得·聚德费尔德（Peter Suedfeld）也值得特别致谢。他在耶鲁大学的那一年，启发了盖瑞于耶鲁大学装置了一台感觉剥夺房。我早期的一个正念饮食训练个案，通过了这项实验，深化了自己对于饥饿感及饮食的觉知，并从中获益。我无法表达彼得·聚德费尔德给我的个人及学术支持。他鼓励我发挥创意、增广思维以及进行写作。近期，正念饮食中心的同事及朋友持续地给了我支持及启发。他们与我共同创立了正念饮食中心，探索如何将这类议题带给专业人士及一般民众，分享他们创意及真实的想法。我很感恩有机会与玛格莉特·弗莱契（Megrette Fletcher）、查尔·威利肯斯（Char Wilkens）、简·裘森·贝斯（Jan Chozen Bays）、唐纳·艾特曼（Donald Altman）及罗恩·摄巴尔基（Ron Thebarge）合作。还有很多人我无法一一感谢，其中包括马莎·哈得那尔（Marsha Hudnall）、卡罗琳·巴尔登（Caroline Baerten）、莉莉亚·葛劳（Lilia Grau）以及雪莉尔·瓦摄曼（Cheryl Wasserman）等。
如果我没有机会学习然后深化自己的静坐练习及知识，就不可能写出这一本书。就如我之前提到的，我是在1971年的时候开始接触静坐练习的，但是很可惜，我已不记得是谁把我带到费城市区某个中心进行初次体验。我后来继续通过史沃斯摩学院（Swarthmore College）的唐纳德·史威若（Donald Swearer）及威斯康星州麦迪逊市的喜马拉雅静坐中心（Himalayan Institute meditation center）增加自身经验。我也在喜马拉雅静坐中心认识了斯瓦米·阿贾亚（Swami Ajaya）—— 一位拥有印度教深度训练的心理师。这个中心提供了针对印度静坐练习更完整的介绍。但是阿贾亚是第一位鼓励我把心理学与传统静坐练习相联结的人，并促成我发表了自己在这个领域中的第一篇学术文章。我也在这里遇见丹·布朗（Dan Brown），他的研究联结了静坐练习与催眠的自我觉知理论，五年后，他成为了我在哈佛医学院附设剑桥医院的同事及导师。
这在美国掀起了一股静坐练习的风潮，波士顿地区由赫伯特·本森（Herbert Benson）引领，他的研究完美地呈现于他所写的《心灵的治疗力量》（The Relaxation Response），这本书启发了我研究所的论文。卡巴金则在伍斯特市的麻州医学中心出版了《正念疗愈力》（Full Catastrophe Living），将正念静坐练习的力量介绍给世人，协助应对很多的议题，包含压力、慢性疼痛、焦虑及癌症。如果没有卡巴金和他的同事萨奇·圣多瑞里（Saki Santerelli）及伊拉娜·罗森鲍姆（Elana Rosenbaum）的努力，我也不会有信心创立正念饮食觉知训练课程。即使已离开麻州医学中心二十五年，卡巴金仍然是我很要好的同事及朋友。
这本书拥有深厚的科学根据。我刚开始对心理学有兴趣，是因为它有潜力融合人类的服务及严谨的科学。指引我走向这条道路的老师肯尼斯·戈尔根（Kenneth Gergen），他是我第一次上心理学简介课的老师，也协助指导我进行日本及亚洲其他地区的跨文化研究。还有在我大学最后一年的时候聘我为研究助理的珍妮·马雷切克（Jeanne Marecek），这两位成为了我要好的朋友。彼得·朗（Peter Lang）、迪克·麦克法尔（Dick McFall）、霍华德·莱文索尔（Howard Leventhal）等大师级的老师，让我在威斯康星大学时期熟悉科学研究的严谨及限制。我也很感恩有机会在耶鲁大学这浓厚的严谨学术气氛中学习。最后，我要感谢麻州医学院的朱迪丝·欧肯（Judith Ockene）。如果没有她，我不可能培养足够的技巧及视野，执行大型的临床治疗型研究。她刚开始是我的导师，后来却成为了多年的同事及朋友。
当然，如果没有多年来我参与的多方研究合作及得到的支持，这本书就不会问世。刚到印第安纳州立大学任教时，布莱登·哈利特（Brendan Hallett）来找我当他有关静坐博士论文的指导教授。我回答他说：“没问题。”但是我们要进行我正努力创立的正念饮食课程。我还记得他一开始先是排斥：“我是男生！ 我对这一概不知！”后来我们决定把课程对象设定在有暴食症的女性患者，一部分是因为这群人与他原有的成瘾行为临床经验较为符合。在整个过程中，布莱登是一个很棒的伙伴。他协助编辑我之前在麻州医学院的治疗指引，让它适用于更多不同背景的学员。这个研究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石。我们成功申请到美国国家卫生院底下国家辅助及替代性医疗中心的研究经费。若没有杜克饮食运动中心（Duke Diet and Fitness Center）的露西·布朗（Lucy Brown）及史蒂芬尼·诺尔（Stephanie Noll）愿意与我合作，我们也不可能成功申请到此项研究计划。后来研究计划进行时，鲁思·沃勒威（Ruth Wolever）代替转职的史蒂芬尼。鲁思就从此成了我在推广过程中的朋友及伙伴。这个计划后来也移植到杜克整合医学部（Duke Integrative Medicine），由她与她的团队成员：萨莎·洛林（Sasha Loring）、珍妮弗·戴维斯（Jennifer Davis）、珍妮弗·贝斯特·韦伯（Jennifer Best Webb）及洁西卡·韦克菲尔（Jessica Wakefield），继续为争取更多美国卫生院经费，特别对于外在智能元素提供莫大的贡献。
当然，我在印第安纳州立大学的研究团队，以及多年来参加正念饮食觉知训练课程的小区民众，让这一切成真。1991年，当我刚来到印第安纳州立大学，初次提议以静坐为我教学研究主要主题时，我预期会面对一些阻碍。然而，我的研究同事、学系主任弗吉尼亚·奥利里（Virginia O’ Leary）一直到院长乔·威克斯曼（Joe Weixlmann），都给了我很大的鼓励。后来接任的主任们——道格·赫曼（Doug Herrmann）及弗吉尔·喜特斯（Virgil Sheets）也是如此。参加美国卫生院计划的研究团队，包含了多位同人。心理门诊的珍·莱特（Jan Wright）及瓦琳达·伍特斯（Valinda Woods）总是那么有耐心；心理学系的托尼·柏林葛尔（Toni Bolinger）及金·朱瑞安（Kim Julian）；我的同事琼·史波克（June Spock）、米歇尔· 博耶（Michele Boyer）、兰迪·史蒂文斯医师（Dr. Randy Stevens）；曾任团体领导者，善良尽责的研究生及研究助理们，特别是麦可·安·葛洛特（Michael Ann Glotfelter）、茱莉·布坎南（Julie Buchanan）、布兰地·丁（Brandy Dean）、乔安娜·何（Joanna Ho）、阿妮塔·法雷（Anita Farell）、贾尼丝·利（Janice Leigh）及塔玛拉·强森（Tamara Johnson）；曾多次克服挑战的计划承办人布莱兰·瑟顿（Bryland Sutton）及凯莉·任特莉亚（Kelly Renteria）。特别感谢计划中协助我们的统计学家：弗吉尔·喜特斯（Virgil Sheets）及凯文·柏林斯齐（Kevin Bolinskey）。他协助我们整理复杂的资料，应对多个临床研究地点的后勤及伦理议题，提供检视研究成果所需的复杂统计分析。
这个计划后来开始在各地发展开来。延伸或调整正念饮食觉知训练的同时，也贡献了此疗法更多的智能及价值。与杜克大学研究团队合作的麦可·巴伊梅（Michael Baime）及阿米莎·札（Amisha Jha）设计深入探讨神经生理机转。俄亥俄州立大学的卡拉·米勒（Carla Miller）建立了一个能够有效及清楚传达正念饮食觉知训练给第二型糖尿病患者的团队。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里克·赫克特（Rick Hecht）和艾莉莎·埃佩（Elissa Epel）领导的团队展现了令人敬佩的智慧以及尽职与合作精神。这五年来，此团队曾与我合作的成员包括帕蒂·莫兰（Patty Moran）、珍妮弗·道本蜜尔（Jennifer Daubenmier）、麦可·艾克力（Michael Acree）等。与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其他计划成员进行讨论，卡西·威登（Cassie Vieten）、金伯莉·科尔曼·富斯（Kimberley Coleman-Phox）及珍妮特·伊克国威斯（Jeannette Ickovics），他们提供我非常多的启发。最后，我要特别感谢安德烈亚·立贝尔斯坦（Andrea Lieberstein）的尽责、热忱及耐心。安德烈亚刚开始是我们研究计划的其中一位团体带领者。过去六年中，她和我共同在美国及欧洲举办了多场专业及小区工作坊，协助把正念饮食觉知训练带给数百位有缘人。我也特别感谢卡罗琳·巴尔登（Caroline Baerten）以及她在比利时的正念饮食团队，感谢美国的欧米茄学院（Omega Institute）、克里巴鲁瑜伽与健康中心（Kripalu Center for Yoga & Health）及伊沙兰学院（Esalen Institute）的同人，给了我许多珍贵的建议、想法、支持及协助。
如果没有艾莉莎·鲍曼（Alisa Bowman），我就无法写成这本书。她不但是一位充满智慧且细腻的编辑，还利用她的写作能力将专业术语转变成书中的自我引导练习，把我的科学及临床经验反思以文字完整地呈现出来。阅读了我写的其中一篇文章后，她通过她的经纪人麦可·哈立欧特（Michael Harriot）跟我联络，提议我合作写这一本书。她已跟麦可多次合作，其中一本书还荣登《纽约时报》畅销书。我要感谢麦可积极的提出计划、协助寻找出版商，并持续支持我们把书写完。我有幸在企鹅出版社（Penguin Books）与玛莉安·莉斯（Marian Lizzi）合作。她曾与艾莉莎合作，并给了我们许多很棒的回馈，耐心地带领我们进行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