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结论
显然，阿拔斯帝国与唐朝的关系是复杂的。从文明交往的观点看，[348]阿拉伯文明是由农业和游牧经济构成的复合文明，或者说从农业经济向游牧经济过渡的文明。由于地处欧亚非三大洲之间、早期发展的落后、社会经济的游牧性和由此而来的军事上的强大机动性，以及普世主义的宗教，这一文明在交往上具有突出的主动性，即渴望吸取先进文明的成果，其表现之一是军事上强烈的进取心。在征服的广袤领土上，一个伊斯兰—阿拉伯文明圈形成了。
但中国在对外交往上较为稳健，即使是在以开放而著称的唐朝，这主要取决于以下因素：地理位置的封闭，经济以农为本，社会经济长期保持先进，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世俗文化的主导性。因此，中国在处理与周边国家和民族的关系时，更多地强调和平方式和传播华夏文化。在唐朝所在的东亚，同样形成了儒家文明圈。
两大文明最终在中亚相撞。怛罗斯之战最重要的地缘政治后果之一并非阿拉伯人控制中亚，而是原先为多元宗教区的中亚最终成为阿拉伯—伊斯兰文明区的一部分。[349]
其实，在战后的几年中，当地的统治者继续向唐朝求援，当地民众也对阿拉伯总督的政策十分不满。因此，在中亚（和波斯）出现了反对阿拉伯人的频繁起义（如708-710，727-737，747-748，751，759，776-883，777，806-810年），怛罗斯之战结束仅仅70年，当地总督即宣布独立。
同时，阿拉伯人在中亚的行动也牵制了吐蕃，后者不能再随意侵扰唐朝。[350]安史之乱后阿拉伯军队援唐一事，证明两大帝国之间已经形成了合作关系。至于双方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就无须赘言了。
两大帝国间的和平共处还有其他原因。例如，双方政治中心相互距离的遥远，以及伊斯兰文明的宗教性和中国文明总体的世俗性（宗教因此不可能成为东亚冲突的背景）。相反，在西亚和欧洲则存在阿拉伯帝国、拜占庭、波斯等大国和相互竞争的宗教，因而容易引发战争。
此外，两大帝国虽然强大，但在周边关系和国内民族事务上仍有种种问题。阿拔斯帝国面临着来自基督教国家的挑战，而唐朝则饱受突厥、吐蕃、吐谷浑和南诏的困扰。在阿拔斯国内，阿拉伯人与波斯人和突厥人的关系日趋复杂，后两个集团中的高级官员或者宣布独立，或者大权独揽，使哈里发沦为仅仅是巴格达的主人。
唐朝同样遭受了安史之乱的动荡，最终陷入五代十国的分裂和战乱，而这些统治者中不少人来自少数民族。五代十国的分裂标志着中国在东亚政治中心地位的终结。此后，东亚形成了宋、辽、夏、金并立的列国体制，并且宋处于弱势地位，高丽、日本、大理（原南诏）不再奉宋为天朝上国。
丝绸之路在中阿关系史和世界经济文化史上作用很大，其沿线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欧亚贸易体系。如学者所言，在伊斯兰教形成后，欧亚大陆的国际贸易和文化交流迅速扩大，更多的地区和国家卷入其中，如朝鲜半岛和日本、东南亚、俄罗斯、欧洲和非洲。[351]
如上所述，不论其经济基础为农业抑或游牧业，阿拉伯帝国、唐朝、吐蕃和西突厥均有意控制丝路。总之，这场斗争证明了南方的农业文明（阿拉伯帝国、唐朝）与北方的游牧文明（西突厥等）围绕着丝路的冲突：农业文明力图保护丝路，而游牧文明极力骚扰之。
但事实上，游牧民也希望从东西方贸易和文化交流中受益，[352]而且他们还直接建立了草原丝路（如图20-1所示）。处于巅峰时期的两大帝国确保了丝路的畅通，而在两大帝国衰落后，丝路贸易退化为地区贸易，直到蒙古人崛起为止，其间海上丝路成为主要的东西方商道。
丝路南方的印度同样从国际贸易中受益，但它经常遭受分裂和外来入侵的压力，难以对丝路的安全作出重大贡献。不过，印度是海上贸易的重要中转站。
图20-1 丝绸之路陆地商道的主要路线
阿拔斯与唐朝关系的历史，使人们看到了不同文明相互协调和加强和平的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