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1页
表AIII.1 参数数值
表注：*当c这一指代国家的符号出现时，就意味着两国在该值上无差异。
图AIII.1说明了国家1（富国）在贸易的情况下应该削减其在商品1上的生产。（因为封闭经济下商品1的价格在国家1中要比在国家2中来得高，贸易后，国家1将进口商品1，出口商品2。商品2在这里被当成工业品，不仅因为它是投资品，还因为它有一个更高的资本份额。）国家1在商品1上的减产幅度是国家2“贫穷程度”的函数，以其相对于国家1的γ的比例表示。可见，国家2越不贫穷（也就是说，越大），国家1需要做出的调整就越大。（同样，国家2越大，国家1从贸易中获得的收益越多，虽然这些收益从未超过实际收入的5%。）
图AIII.1 贸易情况下大国需要做出的调整（商品1产出的减少比例。
不过，图AIII.1还说明，如果国家2在另一层意义上更加贫穷，即拥有更少的资本，则国家1的调整将会更大而不是更小。这是因为，当国家2拥有的资本更少时，其封闭经济下商品1的价格会更低，于是贸易的机会就更多。（另一方面，双方γ比例同样幅度的改变，不会改变封闭经济下的价格。）在这个简单的例子中，图AIII.1说明，不管技术水平之比如何，国家1方面需要“文明开化”地对其贸易进行调整。
三个动态解
现在我们来看模型的动态化。为了使得前面讨论的静态模型动态化，我们必须详细说明要素（劳动力与资本）是如何供给的以及技术是如何增长的。劳动力与资本的增长很直观。这里简单地假设劳动力在每个国家以每年1%的速度增长，而每个国家的资本存量则通过下面这个方程式增加
KS（c）t+1=（1-d）KS（c）t+I（2，c）（AIII.13）
其中，d是折旧率，同时增加了时间变量，以下脚标表示。（假定两个国家的折旧率都是3%。）这一累计方程式与上面所用的方程近似。在这一增长的模拟中，我们假定国家2的γ是国家1的一半。
技术进步方面的具体假设一如罗斯托模型所使用的框架。如图AII.9，其中设定了资源投入与技术进步（包括吸收能力）之间的关系，以及实际发生的技术进步。在这一小节中，我们以此来刻画国家1，不过具体设定的参数数值不一样；特别的，我们假定如果国家1有5%的资本与劳动力投入到了技术的生产中，则会带来年均1%的技术进步（哈罗德中性）。假定技术产出对资源投入的弹性是0.4。如果以方程来表示，即是说，如果国家1把其资本与劳动力资源的一定比例a（1）投入到技术的生产中，它可以获得的（哈罗德中性）技术进步就是
h（1）=0.01［a（1）/0.05］0.4（AIII.14）
其中，h（1）即为国家1的哈罗德中性技术进步率。给定技术进步为哈罗德中性（也即劳动增加型），则γ将依据下式而提升
γ（j，c）t+1=［1+h（c）］a（j，c）γ（j，c）（AIII.15）
假定国家2在技术的生产中有些不同。它不仅取决于从国家1可以吸收获得的技术存量大小，而且取决于其投入到这一过程中的资源大小。我们定义国家2可以利用的技术存量为
b=［γ （j，1）-γ（j，2）］/γ（j，1）（AIII.16）
其中，b为技术存量。它可以简单地定义为国家1的技术水平超过国家2技术水平的比率。（依据上述假设，方程式（AIII.16）对于j=1，2的结果就是一样的。）我们的假定是，b越高，国家2投入到技术生产中的资源约有效，这是由于其可吸收的既有技术存量更大的缘故。特别地，我们通过引入一个乘子m来修正（AIII.14），以刻画国家2；也即
h（2）=m0.01［a（2）/0.05］0.4（AIII.17）
其中，定义m为b的函数，如图AIII.2所示。
图AIII.2 技术生产改良成子与技术存量的关系
现在，让我们来考虑模型中的经济增长模式；表AIII.2给出了三种经济增长模拟的结果。第一种情况假定不存在技术存量，所以每个国家的技术生产函数就是式（AIII.14）。假定每个国家把其所有资源的5%投入到知识的生产中，如表AIII.2所示，这会带来每个国家2%的增长，但不会缩小两个国家的差距。（表AIII.2中给出的模拟时长是100年。）第二种情况也是每个国家把其所有资源的5%投入到知识的生产中，不过与此同时，假定存在技术存量，如式（AIII.16）（AIII.17）以及图AIII.2所示。国家1还是以2%的速率增长，但是国家2的增长率提升到2.5%。这个0.5%的增加使得其可以在140年内赶上国家1。在第三种情况下，仍然存在技术存量，同时国家1增加了其对技术生产的资源投入，达到10%。这会导致国家1的增长率增加0.3%，而国家2增加0.15%。技术存量的存在会使得知识生产的收益从国家1向国家2转移。
表AIII.2 三种经济增长模拟
不过在第三种情况下，国家1增加对技术生产与吸收的投入不仅会提升其增长率，而且会缩小国家2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占国家1的比率，虽然这也会提升国家2的增长率，如国家1一般。这就为休谟的如下论断提供了坚实的依据，也即在面临富国—穷国问题时，要保持“勤勉”与“开化”；也就是说，领跑者所能做的最好的就是，保证最大化自己的技术吸收能力（教育、创新企业家精神的质量、激励等等），同时有效地把其自己与他人在研发部门中生产的有关成果带到经济中。
这样，对美国（及其他先进工业国家）在1990年代中及之后的经验教训也就浮出了水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