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9节：不平等带来的愤怒（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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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审视其他的积极参与全球化的发展中国家，则会发现它们的收入分配状况的变化方向不一。杜大伟（David Dollar）和阿特·克拉埃（Aart Kraay）在一篇知名的文章中指出，对外贸易促进了经济增长，穷人从收入提升中获得的好处与富人的比例相当。这项研究的基础是137个国家，结果发现最底层的20%的人平均来说从增长中获得了同比的收益。很有趣的是，这与人们之前普遍接受的观点相反，传统的看法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蒙·库兹涅兹最早提出的，他认为社会不平等会随着增长过程首先恶化，然后再逐渐改善。巴拉在后续的分析中认为，实际上库兹涅兹是对的，杜大伟和克拉埃的计算出了差错。后来的证据显示，增长中的经济体的不平等状况有轻微扩大。但需要注意的是，即使库兹涅兹的假说的确成立，经济增长对于穷人来说也比停滞不前要有利得多。

现在可以明确的是，穷人也会从增长中受益，越南就是个有意思的案例。调查发现，在1992～1993年位居贫困程度最底层的5%的家庭，其中的98%的收入在6年后有所提高。同样的贫困减少的现象也在20世纪90年代的乌干达发生了。然而，这方面还有两个要点需要注意：首先，即使如杜大伟和克拉埃说的那样，穷人能够从收入增长中获得同比例的好处，但绝对收入的提高幅度还取决于他们最开始的收入份额，这对经济增长有利于穷人的程度有着重要影响；其次，穷人能否从通过外贸来刺激的经济增长中获得更多好处，还取决于一个国家的比较优势。对于东亚国家和拉美国家在采纳外向型发展策略时的不同经历，比较优势的理论能够提供解释。

标准的理论和经验认为，自由化政策对于相对丰富的生产要素的收入提高有利。在东亚各国，初始的比较优势是廉价的劳动力，因此国际经济一体化对于提高穷人的相对收入特别有利--总体而言事实也的确如此。而在拉丁美洲，那里的土地资源更为丰富，工资水平相对较高，历史上奉行的保护政策的目标是把收入从农业部门转向产业工人阶级。在此情况下，从理论上可以预期，自由化会导致社会不平等状况扩大。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进入世界经济分工之后，拉丁美洲的非熟练劳动力受到的负面影响可能还将继续扩大。

高收入国家内部的不平等

让我们将注意力从发展中国家转向发达国家，这里的实际情况更加清楚：大多数高收入国家的收入不平等状况恶化了。在差距没有拉大的地方，则容易出现较高的失业率。另外，这些国家的不平等的恶化更多是因为相对工资的变化所致。这与发展中国家的情况不同，发展中国家的工薪阶层往往属于地位较高的阶层，特别是在现代产业部门就业的人。发达国家的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的相对收入的比例在扩大，这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早期的英国和美国表现得非常突出。特别是在美国，"差距扩大非常严重，低技能群体非但没有获益，甚至可能受损。在1973~1998年中，尽管劳动力总体上获得的真实收入有了大幅度增加，但低技能劳动力的真实工资水平却没有显著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