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建设：兵权宜分不宜专（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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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周建国之后，继任枢密使的王峻，也很有步郭威后尘的雄心。为了巩固柴荣皇位继承人的地位，郭威只能是杀掉了王峻。

王峻事件过后，郭威和周世宗削夺了枢密使的兵权，不再以禁军大将居其位。但枢密院的兵权下降之后，禁军大将的兵权就处于失控状态。像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李重进、殿前都点检张永德，都是皇亲国戚，位至极品；后起的侍卫马步军副都指挥使韩通、殿前都点检赵匡胤也不例外，堪称是“握兵权已重”。虽然周世宗临终前在禁军内部人事调整上费尽了心机，但在失去了枢密院强有力制约的情况下，禁军大将兵权恶性膨胀的后果，只能是导致兵变的发生。赵匡胤黄袍加身，也不过是捷足先登罢了。

宋太祖开国以后，就汲取了后汉、后周两方面的历史教训，双管齐下，注重从制度上防微杜渐，确立了枢密院、三衙互相制衡的枢密院——三衙统兵体制，以防止其中任何一方有可能独揽禁军兵权。

首先，树立了枢密院军政最高决策和复核机关的地位，三衙被定位于枢密院之下的执行机构。宋太祖得国伊始，为了改变枢密院毫无作为、禁军大将兵权几近失控的局面，在“杯酒释兵权”的同时，着重充实枢密院。他最亲信的智囊赵普，陈桥兵变后就在枢密院任职多年，先是出任枢密院的枢密直学士、枢密副使，建隆三年（962）拜枢密使。他的另外两个心腹幕僚李处耘和王仁赡，也先后出任枢密院的枢密承旨和枢密副使。这三个人都是最得宋太祖亲信和赏识的才智之士，由他们出掌枢密院，枢密院显然重新恢复了对禁军大将的控制能力。

其次，宋太祖用赵普出任枢密使，“首用文吏而夺武臣之权”，利用文武之间的矛盾，枢密院长官多任用文臣，与三衙禁军大将形成“以文制武”的格局。从五代至宋朝，作为统治集团中的两大群体，文臣和武将之间的矛盾一直存在，“文武二途，若冰炭之不合”。五代是武夫横行，欺凌文臣，宋朝则是“重文轻武”，情况完全反了过来。

宋朝三衙皆用武将，枢密院虽主军政，却一改五代旧制，以文官为主，少数武将出任枢密使，要么很快丢官罢职，要么就是文官集团的阴谋，如奸相秦桧要解除韩世忠、张俊和岳飞三大将的兵权，就先把他们提升为枢密使和枢密副使，然后再下手陷害。这既是宋朝“以文制武”基本国策的具体贯彻，用文官来监督和制约禁军大将，又是有意识地利用文武之间的矛盾，甚至有意地制造矛盾，防范枢密院和三衙互相勾结的重要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