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随芳草远(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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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一生守边戍边的时间很长，也特别有作为。宋代的要官和重兵分布在京城附近，戍边往往是谪贬后的差使，但范仲淹对此却有特殊的感情，好几次皇上召他回京，他却因不希望要办的事中途而废而主动要求留任。西夏疆域包括今甘肃大部、宁夏全部、陕西北部和青海、内蒙古的部分地区，东临黄河，西抵玉门（今甘肃敦煌西），南临萧关（今宁夏同心南），北极大漠。北宋初，夏称臣于宋，但后来李元昊继位后，其经济、军事力量得到较大的发展，便屡犯宋境。康定元年（1040年），夏兵围延州（今陕西延安），宋大败。范仲淹因“朋党之祸”被降，正被调来当陕西转运使，后又兼延州知州。范仲淹注意罗致人才，任用胡瑗、欧阳修、种世衡、张方平等人，推行防御战略，整顿军纪，很快加强了边防。他还与部将深入少数民族地区，主动与他们沟通关系，缓解矛盾，被夏人称为“小范老子”，说小范老子“腹中有数万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夏人管知州叫“老子”。“大范老子”指的是范仲淹的前任范雍，一员有勇有谋的大将。后来在处理边事上范仲淹与朝廷不合，被降职到耀州（今陕西耀县）、庆州（今甘肃庆阳），他一如既往地做好工作。朝廷加封他邠州（今陕西邠县）观察使的职位，尽管这个职位俸禄很高，他却再三辞让。他说，守边士卒一年吃不到一次肉，生病了便被丢弃，犯罪逃亡抓到就杀，如果自己接受了“千金之赐”、“千钟之禄”，会引起妒恨。而且羌族与他和睦相处，管他叫“龙图老子”，观察使之名与他们小头目的叫法一样，反而为他们瞧不起。朝廷同意他仍以龙图阁直学士之职担任边事。范仲淹后来和韩琦同主边事，收复了一些失地。边上歌谣唱道：“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骨寒。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庆历三年（1043年）宋夏议和，宰相吕夷简被罢，富弼任枢密副使，不久范仲淹、韩琦也接到同样的任命。但是他俩5次上表请辞，说在陕西4年，熟悉边情，已选拔得力将佐，修筑城寨，训练兵马，过三两年可讨服横山一带，消除边境祸害。夏人议和，情伪未知，不可不防。现在一旦离去，容易生事。当时边境的老百姓也挽留他们。但他们还是不得不心事重重地走向开封。范仲淹的改革失败后，他请辞参知政事，要求任边事，以“求民疾于一方，分国忧于千里”（《范文正公集》卷一七《邓州谢上表》）。
范仲淹不仅推行新朝政，有为于治边，而且在地方治政也有道。北宋皇祐元年（1049年），年届花甲的范仲淹带着西部边陲的苍凉，来到秀美的杭州，出任知州。其时正值两浙大旱，粮食歉收，有的地方绝收，闹起了粮荒。杭州米价暴涨，斗米卖到120文，且粮库中储存的米日见减少，市场供应难以为继。凭范仲淹多年的从政经历，他知道向朝廷请求调粮的可能性不大，而且远水难解近渴。于是，他心生一计，将杭州的米价提高到每斗180文，将此行情沿京杭大运河各地张榜公告。各地粮商闻讯后，争相星夜贩米来杭，不久城内米市货源充裕，粮价自然回落，回到斗米120文的水平。据沈括《梦溪笔谈》卷十一《官政》所记，范仲淹又借荒年兴建粮仓、库房和官员住房，每天雇用1000多名劳工，以工代赈，并向各寺院发出告示，建议各寺院在荒年物价水平较低时大兴土木，修缮庙宇，以此刺激消费，扩大内需，促进了经济发展。“岁饥发司农之粟，募民兴利，近岁遂著为令。既已恤饥，因之以成就民利，此先王之美泽也。”范仲淹此举超越于个人得失。当时的监察司不理解，上奏说范仲淹“不恤荒政，嬉游不节，及公私兴造，伤耗民力”，要弹劾他。范仲淹也上奏，“乃自条叙：所以宴游及兴造，皆欲以发有余之财，以惠贫者。贸易饮食、工技服力之人，仰食于公私者，日无虑数万人。荒政之施，莫此为大”。和在朝廷时一样，范仲淹也十分重视发现举荐人才。仁和县主簿龚宗元办事谨慎，为人正直，范仲淹非常器重，勉励其靠真才实学为国效劳、为民所用。后来龚宗元被提升到朝廷任职，正直廉洁。范仲淹在杭州任职一年半时间里，不仅多有政绩，而且倡导了一种好的民风、政风。《梦溪笔谈》又记：“吴人喜竞渡，好为佛事，希文乃纵民竞渡。太守日出宴于湖上，自春至夏，居民空巷出游。”毕沅《续资治通鉴》之《宋纪卷五十二》载：“守杭之日，子弟知其有退志，乘间请治第洛阳，树园圃，为逸老地。仲淹曰：‘人苟有道义之乐，形骸可外，况居室乎！’吾今年逾六十，生且无几，乃谋治第树园圃，顾何待而居乎！吾所患在位高而艰退，不患退而无居也。且西都士大夫园林相望，为主人者莫得常游，而谁独障吾游者？岂必有诸己而后为乐邪？”
早先仁宗曾想废郭皇后，范仲淹等人出于正统观念力谏，被贬到睦州（今浙江淳安、建德、桐庐一带），感叹严子陵的品格，为之建祠，并写了一篇有名的《严先生祠堂记》。严子陵是东汉光武帝的老同学，有名的大隐士。范仲淹赞美他能“以节高之”、“以礼下之”，是一位可使“贪夫廉，懦夫立”，“有大功于名教”的人。记文最后说：“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滕子京谪居岳州，这位极有才能的人遭此待遇，愤郁颇见于辞色。范仲淹很为他担心，便借滕子京重修岳阳楼邀他作记之机，发了感慨。他在记文中说，有的人望洞庭风雨，萧条满目，感极而悲，有的人看晴波万顷，浮光跃金，喜气洋洋，而士大夫当“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纵观范仲淹的一生，可证他的话说得不矫饰虚滑，他是真心仰慕严子陵，他有真的报国胸怀。范仲淹的可贵处，在于他有严子陵那样不计荣禄功利的隐士高风，又能为国家为人民建功立业。只可惜范仲淹的忠君正统观念太重，使他的策略太过常规。“步随芳草远”是范仲淹寄给晏殊《献百花洲图上陈州晏相公》诗中的名句。范仲淹生前追随理想，身后留得芳名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