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星苏东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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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星苏东坡
苏轼这个人很复杂。拿他的诗文，再加以他的仕宦史料来参照，我最终的感觉正是一个“杂”字。目前可以看到的苏轼最早的文字是嘉祐二年（1057年）的应试考卷《刑赏忠厚之至论》，他写此文时年22岁。到66岁死去这40多年时间里，他留下了2700多首诗、300多首词及卷帙繁富的散文作品，数量之巨为北宋之冠。苏轼不仅在文学上涉猎广泛，书画、音乐等也无所不及。在思想领域，则儒、释、道兼收。苏轼一生经历了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五朝，正值北宋社会危机大爆发之时，此时改革思潮迭出纷呈，政局反复多变，党争此起彼伏。苏轼卷入了党争，其仕宦生涯随之浮沉。除了嘉祐、治平间初入仕时期外，他两次在朝廷任职（熙宁初、元祐初）、两次在外地做官（熙宁、元丰在杭、密、徐、湖；元祐、绍圣在杭、颍、扬、定）、两次被贬（黄州、惠儋），所以他的生活经历也是相当复杂的。
苏轼的“杂”给他的思想和为人处世带来相当多的矛盾。比如他在《韩非论》里把“虚无淡泊”的老庄哲学斥为“猖狂浮游之说”，把“君臣父子”关系视做“若萍浮于江湖而适相值”。在《议学校贡献状》中，指责“今士大夫至以佛老为圣人”的风气，认为庄子“齐死生、一毁誉、轻富贵、安贫贱”的一套，是“人主”“砺世磨钝”的销蚀剂。这是从儒家治世的角度批判佛老。而在《和文与可洋川园池三十首·二乐榭》中则又谓：“仁智更烦诃妄见，坐令鲁叟作瞿昙。”“二乐榭”之命名来源于孔子“知者乐水，仁者乐山”。文同提出质疑“二见因妄生，仁智何尝用”，苏轼和诗以为佛理高过儒学。在政治见解上，他从未提出有深度、有创见的建议，只是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纠缠，认识层次不高。王安石变法时，他坚持不改革科举制度，攻讦青苗法的实施。后来司马光执政，他又反过来指责“元祐更化”（指以司马光为首的反变法派在元祐年间推翻王安石变法的事件）。但是他又特别能调理自己。被贬到黄州（今湖北黄冈）时，吟《初到黄州》诗自我解嘲，但对贬逐淡然处之，还想有“补”于国“事”。后来体会到政治之险恶，又加之生活困顿，一种沦落的悲苦孤寂之感油然而生。但是他马上找到了佛老这个武器。他在《黄州安国寺记》里说，到黄州归诚佛僧，“间一二日辄往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则物我相忘，身心皆空，求罪垢所从生而不可得。一念清静，染污自落，表里翛然，无所附丽，私窃乐之。旦往而暮还者，五年于此矣”。儒家入世，佛家超世，道家避世，苏轼并不根究其哲学深奥，而以相当实用主义的态度用之“饰身治心”。署名王十朋的《集注分类东坡诗》卷二引师尹谓：“白居易晚年自称香山居士，言以儒教饰其身，佛教治其心，道教养其寿。”苏轼有诗：“定似香山老居士，世缘终浅道根深。”可见其转换能力。
苏轼的创作随其复杂的经历和思想的不断转换，在题材的选择上有相当宽的剪裁。他在朝中总是要按捺不住大发议论，而在外放的过程中，又写了大量有政治社会性内容的诗文。其中有抨击时政的《吴中田妇叹》及其他涉及新法流弊的诗篇，有他在杭州赈济疏湖、密州收养“弃子”、徐州抗洪开矿、颍州纾民饥寒的记录，有《于潜女》、《新城道中》、《无锡道中赋水车》、《石灰》等对各地风土人物的形象描绘。贬谪后则大发个人感慨，咏日常生活。在风格上，他慕习的范围甚广，特别是颇多李杜韩柳之气。比如《送张嘉州》：“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谪仙此语谁解道，请君见月时登楼。”此乃从李白《峨眉山月歌》、《金陵城西楼月下吟》的“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解道澄江净如练，令人长忆谢玄晖”等句中化出。纪昀曾评价，他的《荆州十首》之于杜甫《秦州杂诗》，《真兴寺阁》之于《同诸公登慈恩塔》，《访张山人得山中字二首》之于《题张氏隐居二首》等，“句句似杜”。杜、韩之议论化、散文化之倾向，对苏诗的结构、选字、用韵以至宏伟风格的形成，更有直接影响。赵翼《瓯北诗话》卷五谓：“以文为诗，自昌黎始；至东坡益大放厥词，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不仅如此，苏轼的风格有豪放的一面，也有如王国维在《人间词话》卷上说的“东坡之词旷，稼轩之词豪”所说的“旷”的特点。但是也正由于苏轼不拘一格的杂取，使他的诗文失之于粗疏。陈师道《后山诗话》曾说：“苏诗始学刘禹锡，故多怨刺，学不可不慎也；晚学太白，至其得意则似之矣，然失于粗。”纪昀则谓“东坡善于用多，不善于用少；善于弄奇，不善于平实”，“伤率、伤慢、伤放、伤露”，“犷气太重”（纪昀：《和陶〈读山海经〉批语》）。赵翼说他“一泻千里，不甚锻炼”。苏轼在《竹坡诗话》里也说自己：“字字觅奇险，节节累枝叶。咬嚼三十年，转更无交涉。”
相比较而言，苏轼在贬居的十多年中比其他时期取得了更高的艺术成就。他在晚年的《自题金山画像》中曾说：“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这叫“秀语出寒饿，身穷诗乃亨”（《次韵仲殊雪中游西湖》）。我的理解是：苏轼少年得志，而以一种非常大的架势来操弄诗文及其他，有其功利的一面，在“苏文散天下”之势下，他以一个“明星”的姿态站在公众面前，决不能在任何一个方面下深入的工夫。只是功名之路断去的时候，他才能真正有心思锤炼文艺。
苏轼在北宋开风气，自有其历史功绩。但他的名声及至今日，如此之大，我总觉得不相称。因为他有致命的弱点：思想缺乏深度，诗文有太多的姿态，特别是在技巧上不十分经得起推敲。我在写作此文前，曾与许多朋友交换看法，他们都几乎一致推崇苏轼的豪放和旷达。但我感觉这与课堂说教影响有关，还有就是少年情怀较能为其感应。有位朋友曾拿鲁迅与周作人、林语堂相比，说爱周、林的时候觉得鲁有毛病，但最终还是喜欢鲁迅。我觉得这个比方不太恰当。鲁迅之价值恰恰在于他的思想，而苏轼在他的时代，思想深度远远不及王安石、周敦颐、二程、朱熹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