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宗“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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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太宗“治史”

宋太宗篡位的故事，最早见于宋释文莹的《湘山野录》。不过那上头说得很隐晦：太祖访异人知某月某日下雪，自己将不久于人世。这天果真下雪，他召太宗入寝宫，屏退宦官宫人，酌酒对饮。远远可见烛影下，太宗时或离席，行动异常急迫。时至三更，积雪数寸，太祖挥柱斧戮雪，对太宗说：“好做好做。”便解带就寝，五更而崩。太宗受遗诏，于柩前即位。“烛影斧声”之事，当朝国史、实录均无记载，到了南宋才被载入国史。李焘在《续资治通鉴长编》中采录，并改“戮雪”为“戮地”，“好做”为“好为”，还加以“大声嘱以后事”之语，把政变公之于世。但由于记载实在太简单了，让后人好费猜解。元代徐大焯在《烬余录》中这样说原委：花蕊夫人随蜀主孟昶降宋，孟昶死后为太祖宠爱。太宗也爱之。太祖病重，深夜太宗喊他不应，便去挑逗花蕊夫人。太祖发觉，用玉斧斫地。皇后、太子至，太祖已气息奄奄，太宗仓皇逃走。这类庞杂的记述历代有许多。自明代程敏政写《宋纪受终考》以来，特别是进入20世纪后，考证此事的文章层出不穷。到目前为止，这一事件之篡弑性质，似成定论。至于事情的某些细节，宋太宗是如何置宋太祖于死地的，却因为年代过久，证人证物已经灰飞烟灭，宋太宗的造伪又太多，只能作为悬案了。

史家们透过当时的历史事件，对太祖太宗争斗的推断，大致是可信的。太祖在周，东征西战，功绩很大，得到将士们的拥护。然而“黄袍加身”，太宗与赵普是主谋。所以太祖传位于皇子，无以平太宗之心。尽管史官美化太祖为太宗灼艾分痛，称“太宗龙行虎步，他日必为太平天子，福德非吾所及”（《宋史·太祖纪》），尽管昭宪太后命太祖传位太宗，再传次弟廷美、子德昭，立“金匮之盟”，太祖顿首涕泣受命，但太祖既不情愿从母之命传其弟，又不能毅然守礼立子。最后太宗在“烛影斧声”中强夺王位。

取得王位后，太宗以强权逼杀了廷美、德昭、德芳（太祖第四子）。又怕旧臣生怨，命他们修《册府元龟》、《文苑英华》、《太平广记》诸书，厚养他们，役其心，柔其志，销其岁月。对范质、王溥等宰相重臣，也加以威逼，使其委琐从事。太祖时科举每年进士不过3人，经学50人，士大夫罕有资荫，诸侯也不得奏举。太宗为广罗势力，在位20多年，选举近万人。他常“亲阅卷累日”，亲选多士。那些大事阿谀的人受到重用。苏轼在《东坡志林》卷三中便说：“西汉风俗谄媚，本朝太宗之时，亦有此风。”在这种情况下，五代遗臣入宋任史官的沈伦、李穆、李昉、张洎、扈蒙等人，处处“谨言慎行”，平时将所著文章随即毁之，多不留稿，于“烛影斧声”之类哪里还敢涉笔。

周代起史官记起居注，记录皇帝的言与事。唐高宗时为防大臣妄自奏事，又多了一项由宰相记录的皇帝与大臣之奏对，即时政记。历代都守天子不观起居注的规定。当年唐太宗想看起居注，大臣谏这要开后世史官之祸。唐文宗想看起居注，起居舍人魏谟便说，这在我是不守职分，在君是非法行为，文宗只好不看了。如果皇帝看起居注，史官照实录了，必引来杀身之祸。另一种后果，便是史官不记或虚饰。宋太祖在世时，与太宗争斗厉害，怕起居注泄漏出去，议事常回避史官，史官只能记录到一些君臣对见辞谢之事。太宗恢复了正常的起居注和时政记制，但参知政事李昉主持的时政记须先送太宗审阅，再送史馆。虽然当时还开了起居院，但起居注也须送太宗审阅再交史馆。这样，凡是太宗与大臣奏对之言，其中有不利于太宗的，都有所回避，有所粉饰。自太宗而后，宋代所修的时政记、起居注都要给皇帝看，有的皇帝言行便没法记录。这使时政记、起居注很不完备，也使据其修撰的史书疑点大增。《宋史》便是二十五史中最可怀疑的一部。

自唐以来，皇帝死了，继位之君要命史官为他修编年的大事记——实录。这是撰修一代国史的基础材料。太宗费心地挑选了一批史官来修《太祖实录》。《太祖实录》今已不存，但从后世撰写的《宋史》来看，它提供的不是一部信史的素材。

但是太宗只能控制宋朝的史官，却无法干涉别国。当时的《辽史》便记载了宋太宗篡位的事。而北宋正史上其实也作过曲折的透露：太宗有传子之私，但他所钟爱的长子楚王元佐却要成全叔父，以免致君父于不仁。太宗不听，元佐在气愤之下纵火焚宫，佯装发狂，以示不可做君主。这实际上在暴露宫中旧事。北宋在太宗的子孙相继执政之下，太祖一脉零落可怜，仅同庶民，群僚十分怀念太祖。及至南宋高宗，因为无后，再加太祖一脉的压力，下诏继续分封太祖的子孙，并立太祖七世孙赵昚为太子，这就是宋孝宗。当时“以史自任”的史家李焘著《续资治通鉴长编》，才敢于秉笔直书。但主管司法、刑狱的提刑何熙志为太宗一脉，欲加害之。孝宗亲自为李焘撑腰，赞扬他记事真实可靠，并题《续资治通鉴长编》书名，还仿神宗为之作序。这样别人才不敢说话。

宋太宗所隐饰的历史绝不止“烛影斧声”一节。他才弱却事功之心大，于政治、军事上虽有些作为，但失误很多。我们在读《宋史》时，对太宗其人很难看出个究竟，这是太宗以权势治史的成功之处，也可能是不成功的一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