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锐之神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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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锐之神宗
宋神宗天性好学，还是个小学童的时候读书便常常废寝忘食。人家提醒他吃饭，他说：“听读方乐，哪里知饥？”这使得父皇英宗为之担心，常嘱咐侍从制止。听课时，神宗总是正衣冠，拱手，一副谦恭相，甚至大暑天也不叫人挥扇。老师讲到舜帝孝友的事，他十分倾慕。他不仅尊重老师，对朝中官僚也很有礼。有一次，老师孙思恭讲孟子“多助之至，天下顺之；寡助之至，亲戚叛之”时，广引古今助顺之事，而没讲众叛亲离。神宗说：“微子是商纣王之兄，抱祭器而降周，这不是亲戚叛之吗？”神宗博涉多闻，提问的问题经常出人意料，讲官时有答不上来的。有个讲官苏子容说：“我每次进讲，未尝不出汗啊！”
治平四年（1067年）正月，神宗继位当了皇帝。这年他才20岁，血气方刚，有创功建业的雄心大志。《宋史·神宗本纪》上说他：“小心谦抑，敬畏辅相；求直言，察民隐，恤孤独，养耆老，振匮乏；不治宫室，不事幸游，励精图治，将大有为。”他去华务实，总是推托而终身不受尊号。他认为皇帝的名号当与其道、德、业相配，自己只不过承了祖宗之业来统治，没什么名分可称誉，凡虚文繁礼都当革去。尊号于他一无加损，虽加百字何益？一些大臣说，陛下的尊号数十次不许改，我们这些大臣有何功可蒙那么多的恩，乞请降低我们的衔位。神宗经常向富有政治经验的曹太皇太后请教，也十分注意听取大臣们的意见，屡下诏广求直言，深入了解实际，再裁之以圣断。有一天朝毕，重臣富弼特地留下，对他说，陛下曾宣谕要君臣悉心尽节，不要有什么隐晦。如果大臣们各怀私意，则会相疑而废事。神宗说，我夙夜劳顿，正希望大臣一心，共成国家大事。执政须是不执己见，务求妥当。富弼说，许多大臣有一番抱负，愿尽心侍奉陛下，但有的怕违逆圣意，或怕为小人攻讦，或怕事大难行。神宗说，我唯一适从的是义理，与大臣议事，有理便从，就怕大臣们畏人言不肯尽言啊。神宗的这一择义理而从之的原则，在处理众人拥呼的事时坚持，在只有少数人有理的时候也恪守。王安石欲用朱柬之管理左藏库，朱柬之推辞说：“左藏库是禁火区，我年事高，值班不方便。听说要提拔个人到进奏院，忘了姓名，我想跟他换一下。”王安石同意了。第二天他推荐某人管左藏库，神宗问：“为什么不用朱柬之呢？”王安石十分惊讶，皇上对外事知道得竟如此清楚。
以神宗这番性情这样智谋，必然去做一个理想主义者。一旦他找到了认定的治国义理，便会身酬壮志。这时候的神宗，不单是一个文雅的儒士，还有惊人的英武。当年曾公亮力荐王安石当参知政事，唐介说他难当大任，神宗反问：“文学不可任呢？经术不可任呢？还是吏事不可任？”唐介说：“安石好学而泥古，议论迂阔。如为政，必然会作许多变更。”神宗又问侍读孙固，孙固说：“安石文章品行甚高，在侍从的职位上比较好。当宰相要有度量，安石狷狭少容，还是吕公著、司马光、韩维这些人合适。”神宗对王安石说：“人皆不知你，以为你只知经术，不晓世务。”王安石回答说：“经术正是用来经划世务的。”神宗又问：“你施政以何为先？”王安石说：“末世风俗，贤者不得行道，不肖者得行无道，贱者不得行礼，贵者得行无礼。变风俗，立法度，最方今之所急。”王安石这个人争议颇多，神宗在重重压力下，力排众议，很有主见又风险很大地起用了他。神宗与王安石十分默契，主持了著名的“熙宁变法”，其中包括富国之法、强兵之术以及整顿教育和科举等。但是变法得罪了许多人，也有急功近利的毛病，以致迅速招致满朝非议，威胁着他的政权。曹太皇太后力劝神宗：祖宗法度不宜轻改。民间苦于青苗法、助役法。王安石有才学，但怨之者甚众。如要保全他，不如暂时外放出去。神宗却坚持说，群臣中只有王安石为国家当事。后来王安石在诸多矛盾中不自安而请辞，神宗四次挽留不成，便封他为观文殿大学士知江宁府。王安石推荐韩绛代己，吕惠卿辅佐之，继续变法。熙宁变法时期，神宗不仅果敢坚定，而且思想十分开明宽厚，不以政见的异同而鄙视或加害于人。他容忍有各种主张而又满腹经纶的人在朝中存在，即便革了一些人的官，情义仍在。不少大臣便敢于为国家事进谏。范纯仁当谏官时谏新法弊病，请罢王安石。神宗留章奏不下发，范纯仁便要辞职。不久被调到国子监，其去意愈坚。王安石劝他不要走，已议升他当别的官。范纯仁说：“这话不用对我说。进言不用，我什么都不顾。”王安石大怒，要加重贬。神宗却说：“他无罪，姑且封他到一个好地方去。”在封司马光为枢密副使的时候，他征求王安石意见。王安石反对，以至于耍性子称病不出，神宗还是发了敕诰。司马光倒坚辞不拜，说陛下用臣是用言而有补于国家。如徒以禄位自荣，而不能救生民之患，是盗窃名器以私其身。他九次上疏，求罢新法。神宗对他说：“枢密是管军事的，不要管别的。”司马光说：“我没受命便是个侍从，没有什么不可说的。”神宗才无奈地收回敕诰。
王安石罢相后，变法进入了第二个阶段，即从神宗“参考群策，而断自朕志”的阶段，过渡到他事必躬亲、独断专行的元丰新政时期。10年的岁月，把一个20岁的皇帝变成了30岁的圣君，他已有了政治经验，拿朱熹的话来说，就是学了王安石的“伎俩”，不再用别人来辅弼。他的稳健多虑、求言虚己，已为这10年的风雨荡涤得更加深沉内向。而他的奋发有为、坚毅慷慨，渐渐变成独断与偏激。他不能听到反新法的言论。苏轼仅仅用诗非议新法，他便将其下到大牢关了130天，造成迫害文士并波及30多位大臣的事件。尽管如此，元丰新法还是在熙宁变法的基础上有了新的推进。
宋代远承汉唐，近启明清，是中国历史的重要转折时期。宋初开国之君建立起一套不同于汉唐的体制，改变了汉唐社会以开拓向外、宣武播文为特征的体制，而代之为以强内虚外、沉潜向内为特点的文治靖国策略。这是唐末五代战乱之后的必然选择。专制集权政治，较为自由的经济政策，较为宽松开明的文化形态，这三者共同构成了宋朝文治靖国体制。强内虚外、沉潜向内是痛苦的、得有耐心的，只有太祖懂得其中的道理，太宗、真宗、仁宗都曾憋不住气想对外发泄一番，结果都不得不缩回了头。神宗则聪明过头，不单用打仗来表达，他还要从体制上来个翻江倒海，夺回汉唐盛气，这就不是得罪几个人那么简单了，而是与历史大势相抵牾。神宗遂成悲剧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