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2）
《苏联遗传学劫难》第二章（2）,页面无弹窗的全文阅读!
直感并非总是错误的。名记者费道罗维奇对李森科的直感就一点没错。可惜他当时没有重视更没有相信自己的直感，而只是为李森科可爱的一面所吸引。与李森科过从较多而且是饱经沧桑的名记者尚且如此，象牙塔中的瓦维洛夫对新相识的另一面就更不可能有全面了解了。瓦维洛夫不知道新相识真的愤世嫉俗，郁郁寡欢，随时都准备搞掉某个人。也不知道新相识根本就不曾读过外国生物学文献（一方面是不屑一读，另一方面是因为不懂外文而无法阅读），并且根本就瞧不起遗传学研究和一切科学的实验研究。上面提到的那位多纳特·多尔古申在同一封信中说：“我们在研究所里从事的许多研究，例如遗传学研究，他都认为是‘有害的胡说八道’，并且断言，我们工作中的成就取决于我们能否迅速地把这一切忘掉，‘从这些麻醉剂中解放出来’。”李森科当时的一些朋友开玩笑说，李森科相信，“从棉花种子里可以培育出骆驼，从鸡蛋里长出波巴布树……”谁会想到，李森科并没有把这些当玩笑，二十五年后，李森科会一本正经地向公众报告：他所从事的把一个品种改变为另一个品种的试验取得了伟大成就，比如，他用小麦种子培育出了三种不同属的作物：小麦、大麦和黑麦……在短短几天的相处中，为了吸引“大人物”瓦维洛夫的注意力，李森科像孔雀炫耀自己的羽毛那样竭力向瓦维洛夫表现自己。瓦维洛夫对李森科的丑陋的一面也就一无所知。带着对新相识的美好印象，瓦维洛夫回到了列宁格勒。
瓦维洛夫确认李森科为“重点培养对象”。他何曾料及，他培养的竟是他自己的“掘墓人”。
1929年，李森科接到在全苏遗传学和育种家代表大会上作报告的邀请。对于几乎没有著述的李森科来说，这是一个不小的荣誉。虽然这次大会名义上是全苏的，却有许多来自国外的著名科学家出席，使这次会议实际上变成了一次国际遗传学家聚首的盛会，学术报告的水平非常之高，外国科学家评论：“在苏联所发表的遗传学和育种学方面的论著超过了西方国家所出版的所有著作。”
能出席这样高级别高水准的学术盛会，青年李森科心中有数——当然完全是因为大会主席瓦维洛夫院士的大力提携。
李森科满面春风地登上了这次学术盛会的庄严的讲坛，在瓦维洛夫院士爱抚的目光中开始了他生平第一次面向世界科学精英的正式演说。他满以为会博得满堂彩，但却反应平平。育种家马克西莫夫更是对李森科的试验所存在的方法上的问题提出了直率的批评。对乘兴而来的李森科而言，这简直就是一盆盆冷水，让他的心凉了个透。他的同道道尔哥辛当时就发现从列宁格勒归来的他情绪不佳。道尔哥辛后来回忆：“科学界的栋梁们采用了老一套的手法：对李森科的论文置之不理……从遗传学家的会议回来时，他认识到他找错了门，他的发现对孟德尔和摩尔根的教条主义的追随者来说毫无用处。”
其实这是道尔哥辛和李森科的偏见。正常的学术论争，在心胸狭窄的李森科们的眼里变成了党同伐异。苏联生物学泰斗瓦维洛夫并不曾对李森科故意视而不见——倘若如此，他又何必主动邀请李森科与会呢？恰恰相反，瓦维洛夫还尽量设法维护李森科。会外瓦维洛夫特意提醒对李森科持批评态度的马克西莫夫：一定要支持李森科，因为李森科具有创造才能，他没有依赖别人而自己得出了许多结论。
好心没好报。瓦维洛夫对李森科的大力提携在李森科看来不过是一场恶意的捉弄，因此非但无功，反而有罪。李森科对瓦维洛夫和所有像瓦维洛夫那样的正统科学家从此心怀嫉恨。20年后，多纳特·多尔古申的弟弟尤里·多尔古申，一位通俗作家，在其《新生物学的起源》一书中描写李森科出席全苏遗传学家和育种学家代表大会的情景时指出：
“这是他和敌手的第一次会面，从这次会面中他开始明白，在这场斗争中他应当以另外的方式来行动。”
现在我们已经明白，特罗菲姆·李森科院士“另外的方式”究竟是什么——不能从学术上战胜对手，那么就从政治上打倒他！
斯大林同志不断向李森科表达自己的爱意——给李森科颁发各种奖章、“选举”李森科为最高苏维埃代表……从1935年起，倘若这位“人民科学家”不到会，那么从育种到施肥的所有苏联农业问题都不可能提上议事日程，任何一次苏联农业会议也开不了。
两年后，李森科从阿塞拜疆调入乌克兰科学院敖德萨植物遗传研究所生理研究室。他把他在冈察开始的试验也带到了敖德萨。
李森科所从事的试验叫做“春化法”，正是这项试验引起了瓦维洛夫的重视，也正是这项试验最终使李森科飞黄腾达。李森科轰动苏联乃至国际学术界的这项试验究竟是怎么回事?他的追随者多纳特·多尔古申是这样讲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