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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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和高尔基他（指李森科——引者注）证实（而这一点现在已经没有任何怀疑），所有通常认为需要冬眠以便来年开花结果的秋播作物，实际上并不需要任何“休眠”。它们不是需要休眠，而是需要寒冷，稍微降低原有的温度（但不能低于零度）。
在这种低温下，它们可以不间断地生长，并结出种子。而这种低温，即使在作物尚不是作物，还是刚刚萌动的种子时，也能起作用。因此，比方说，如果将秋播小麦的种子稍加浸润，在低温中搁置一定的时间后，在春天播种，它们就会像真正的春播作物那样正常发育生长，并在夏天长出好庄稼！
想想吧，我亲爱的朋友们，这意味着什么呢？缩短植物的营养期，把许多作物移到北方去，鬼知道还会发生什么！这无疑是一项新发现，一项有巨大科学意义的发现……这就是我们的李森科！
多纳特·多尔古申的欣喜之情是不难理解的。对这个昨天的农学院学生来说，“春化法”可能是个新的和相当重大的发现。事实上，李森科的“春化法”确实有它的试验价值，在阿塞拜疆也确实有些收效，所以它才受到瓦维洛夫以及科学院院长科玛洛夫、里科特教授、凯勒院士等生理学家和植物学家的重视。但李森科的“春化法”究竟有多大实用价值，在当时无疑还处于观察之中，有待探讨和证实。比如，它在试验田里的成功，并不意味着一定能在大田取得成功；它在阿塞拜疆小城冈察的成功，并不意味着一定能在阿塞拜疆其他地区乃至整个苏联农村地区取得成功。它有合理成分，但也有明显的缺陷和局限。
对李森科“春化法”的缺陷和局限看得最清楚的，是“全苏应用植物和新作物研究所”负责人马克西莫夫。在瓦维洛夫指导下，早在1923年，马克西莫夫就开始摸索使珍贵的冬型谷物品种免遭苏联北部地区严寒气候伤害的具体措施并且卓有成就。因为马克西莫夫和李森科做着同样的工作，而且其研究水平比李森科高，1929年全苏遗传学家和育种家代表大会期间，《列宁格勒斯卡娅真理报》曾刊发一条通栏标题：《越冬作物可改造为春播作物——苏联科学的成就》，标题之下的全部文字讲的都是马克西莫夫的试验，只字不提李森科。
李森科必然遭遇来自马克西莫夫的挑战。马克西莫夫指出，倘若晚夏遇到干旱，“春化法”固然可以保护植株免受干旱影响，从而提高产量。但根据试验资料，晚夏若不发生干旱，“春化法”则反而使产量降低；而且不是所有作物都宜于春化处理，一些小麦品种就对春化处理毫无反应。不只是马克西莫夫持有异议。李森科的春化理论要求在湿度和温度都得到控制的专用房间里，把种子浸泡起来并不停地翻动；如果照此办理，每个集体农庄的成千上万吨种子，必然占用大量的劳力和大量的专用房间，这既麻烦又冒险；浸过的种子因过热或发芽而造成损失也是常有的事。实施“春化法”往往得不偿失，所以不少农庄庄员抵制春化处理。但所有这些，都无法遏止“春化法”的滥用和李森科的崛起。
李森科不败的主要因素，则在于政治强权的介入。对此，亲身体验了这段不堪回首的历史的苏联生物学家约翰·霍尔戴恩曾经满腔悲愤地指出：“李森科的想法是错误的，极端错误的……而我认为，苏联的农业和苏联的生物学发展之所以极不顺利，正是因为把妨碍在我和大多数遗传学家看来是很有价值的工作的权力交给了他。”那么政治强权究竟为什么要对李森科“情有独钟”呢？
1929年从全苏遗传学家和育种家代表大会上扫兴而归的李森科，很快就时来运转，终于成了“春化热”的中心。这一年，他父亲在春季播下了埋在雪地里过冬的越冬品种乌克兰卡种子，获得了每公顷1200公斤的好收成。听了父亲的经验介绍，李森科欣喜若狂，不失时机地掀起一场大肆渲染其“春化成就”的运动。当局马上作出反应——农业人民委员部专门组织了一个鉴定委员会，给予高度评价；同时派出大批官员、记者、专家去老李森科农场参观。苏联农业人民委员雅可夫列夫并在第二次全苏集体农民突击队员代表大会上称李森科为春化学说的奠基人。
双方一拍即合。在这里起主要作用的是政治需要——20年代末苏联的农业集体化运动，这场纯粹依靠暴力推行的实验，给苏联的农业生产力造成巨大破坏。集体化刚刚实现，粮食产量就停止了增长，而且直到苏德战争爆发的那一年，苏联的粮食产量还没有恢复到农业集体化之前的水准。畜牧业也出现同样情况，1933年，苏联的牲畜头数比1928年减少了三分之二……。自然力的报复是毫不留情的：一场可怕的饥荒、也是苏联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场饥荒就在这时降临了，在伏尔加河流域、北高加索地区、乌克兰，到处是蚂蚁群一样的流亡饥民，仅在乌克兰，就有两百万人被饿死。饥荒驱使人们盗窃公粮，为此当局不惜制定严刑峻?，如所谓“麦穗法”：凡“盗窃集体农庄财产”的人都要枪毙或判处十年劳改；甚至还颁布了一条世界文明史上前所未有的法令，规定：12岁以上的儿童若犯了扒窃之类的罪行，与成人同样论处，直至判处死刑！但这些严刑峻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盗窃公粮的风潮，却没法让土地多长庄稼。为了改变苏联农业现状，不知开了多少次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多少决议，但病入膏肓，苏联农业不仅始终毫无起色，而且是每况愈下。当局急于搜求灵丹妙药来疗治农业上的千疮百孔。李森科看准了这一点，他的研究因此完全适应当前的政治需要。他许诺要提高作物的产量，发誓说在每公顷的黍子地里可收获一百普特的庄稼，保证按他的方法栽种到南方的马铃薯不再退化……他不单单推断这一切，还运用了精确的计算。不错，他推断的是未来的收获，这种未来的收获只是一种可能而不是必然。但在病急乱投医的当局的眼里，他的推断却是完全可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