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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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打倒遗传学斯大林同志需要有人为他的新的政治哲学体系、新的社会秩序，也就是为他的定向改造社会的试验提供合法性说明。“米丘林生物科学”恰逢其时，当然要宠冠天下！
“米丘林生物科学”是一种梦呓。但这种梦呓却不仅适应苏联官方意识形态，而且尤其适应斯大林同志所正在进行的社会试验、正在确立的社会秩序。斯大林同志相信，正如生物是无智的、自然是无智的，因而生物、自然都是不能自主的；人群也天然地处于一种“自发”状态，人群的“自发”力量和自然力一样是无意识的、盲目的力量，这也就注定了人群是不能自主的。必须由极少数掌握了人类历史进程的秘诀的精英来计划人群、组织人群、主宰人群，像园艺家定向改造有机体的本性那样定向改造人群、像园艺家创造有机体新类型那样创造新人群。而这种对人群的定向改造和创造是完全可行的——既然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那么，只要极大地改变社会关系，比如说，改变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人的本性就会改变，从而使整个人群得到根本改变。列宁去世之后，斯大林同志迫不及待地开始了这样的改造和创造进程。首先是完全终止列宁实行的新经济政策，实则是完全排除了社会的自然力，而以政权力量取代之。利用政权力量，即暴力，来改变全部的社会关系。不是从社会发展的自然进程中形成、而是完全人为地创立一种全新的社会秩序。这种从人的意志中产生的社会秩序，其最大特征就是完全服从创立者的意志，完全在创立者的计划安排下运转。社会的自然力既然早已被排除，在新的社会秩序的运转中当然也就完全不起作用了。起作用的仅仅是极少数精英的个人意志。整个社会生活——从飞机大炮的生产，到一张尿布的分配、一座厕所的维修；从一部歌剧的创作到一个信封的设计——从精神领域到物质领域，事无巨细全盘纳入国家计划，全部由国家权力控制。创立这种全新的社会秩序并长期维持其运转，当然不会没有代价。农业集体化的代价就极其惨重。1942年8月14日晚上斯大林同志在宴请丘吉尔时，闲谈间坦承：“集体化政策是一场可怕的斗争”。丘吉尔并不意外，说，他始终认为苏联搞集体化很难，因为这需要对付几百万小民。斯大林同志听了却颇不以为然，马上更正：“不，不是几百万，是一千万！这是一种可怕的事情，持续四年之久……”不惜对广大“小民”施加赤裸裸的暴力，事实上也的确是以几百万农民的生命为代价，在苏联农村实现了“社会主义改造”，创立了“社会主义新农业”。但无论代价多么惨重，斯大林同志从不动摇。他坚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在雅尔塔会议上的合影信“人的力量是应该而且能够比自然更好”，完全按照人的意志、依靠暴力强加来定向改造社会关系，因此不过是“可怕的善行”，必须这样做。结果如何现在已经是众所周知了。付出惨重代价的农业集体化只是加深了苏联的农业危机，不仅斯大林同志本人饱尝了这一苦果，后继者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也都不能不饱尝这一苦果。苏联固然一度强盛，但这不过像人工培育的、专供观赏用的金鱼，用强力使其与正常社会完全隔离，在绝对封闭中才能维持人为的特殊条件，只有在这种人为的特殊条件下所谓“全新”的社会秩序才能生存。一旦强力不再能够维持隔离，封闭状态被打破，人为的特殊条件因而被破坏，那么，所谓“全新”的社会秩序也就无法生存了。被改造了的人群这时就像放归自然的金鱼，要么维持变态而被社会的自然力所淘汰；要么变态消失而恢复本态，如《圣经》所说的“各从其类”。这一最后结局斯大林同志当然是见不到、也绝不会相信的。他要毫不动摇地进行他的社会试验，创立全新的社会秩序，但他的所有这些努力，与本来遵从自然规律的原生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并不吻合，他需要新的基石来奠定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换句话说，斯大林同志需要有人为他的新的政治哲学体系、为他的新的社会秩序，也就是为他的定向改造人群、定向改造社会的试验提供合法性说明。而“米丘林生物学”恰好从自然科学方面满足了斯大林同志的这一迫切需要。“米丘林生物学”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被确定为官方路线，那反倒是咄咄怪事了。而遗传学的几乎所有成就，则都对斯大林同志新的政治哲学体系、对斯大林同志创立的新的社会秩序从自然科学方面形成了反证。遗传学在世界其他地区的突飞猛进，斯大林同志固然莫可奈何；但在苏联境内，运用专政力量打倒和最终消灭遗传学，做到这一点却是轻而易举。李森科宠冠天下和瓦维洛夫历尽熬煎，根本原因就在这里。
由政权力量保驾护航，1935—1936年间，李森科—普列津特轴心开始直接挑战瓦维洛夫所坚守的遗传学。岂止是瓦维洛夫遇难，遗传学的三位元勋——孟德尔、魏斯曼、摩尔根，以及“孟德尔主义的传教者”、瓦维洛夫的老师贝特森莫不惨遭鞭尸。以致到五十年代初，一直巍然矗立在孟德尔家乡的孟德尔雕像，被新政权砸了个粉碎（当时孟德尔家乡已划归捷克斯洛伐克）。对李森科之流拉大旗作虎皮、求助于米丘林的亡灵糟蹋遗传学的企图，瓦维洛夫也并不是没有觉察。论战爆发之初他曾致函著名果树栽培专家西米连科，抒发他的愤怒：
科兹洛夫的同志们在枉费心机地利用米丘林的名声。在米丘林的著作中，尽管有很大功绩，但也有许多不科学的成分，这和伯克班的情况相同。讨论这些问题只有在心平气和的氛围中、并且只有在听众和评论者都有足够的准备的情况下才能进行，而正如您所知道的，现在情况并非如此……米丘林的巨大功绩、他所培育的变种植物的价值以及米丘林作为一贯诚实劳动者的价值，这是一回事；科学的育种学、科学的果树栽培学则是另一回事。科兹洛夫的那些同志们和米丘林全然没有什么关系。实际上，米丘林的工作是米丘林个人的事情，从研究的角度来说我们所需要的只是科学。我相信我们的国家一定会对科兹洛夫的那些同志们所持有的轻率的以及显而易见是浅薄的主张作出公正的评价，如果不是今天，就必定是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