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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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维洛夫已经多少明白了一些自己的处境——“如果不是今天，就必定是明天。”这里包含了多少无奈啊！对今天瓦维洛夫实际上已经不抱什么指望了。明天当然会属于他，可是明天——对他来说明天是多么的遥远啊！

1936年12月12日农业科学院第四届会议既宣告了遗传学和农艺学的分道扬镳，更宣告了生物学论战性质的演变——苏联生物学被人为地归属于两大政治营垒，一类被划为资产阶级的、反马克思主义的，这便是遗传学；另一类则被称作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的“苏维埃生物学”或“米丘林生物科学”——实则是伪科学。

其实，李森科—普列津特轴心对遗传学的清剿，并不是遗传学在苏联遭受的第一次磨难。

早在李森科崛起之前的1928年，苏联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克格勃前身）就曾发表一份关于“沙赫特案件”的材料，指控煤矿工业大批专家里通外国，蓄意破坏，制造事故甚至爆炸矿井及从事其他方面的罪恶活动。有50多名专家被捕。经过一次特别布置的装模作样的审判，11名专家被枪毙，其他专家被判处刑期不等的徒刑。“沙赫特案件”是在科技领域实行镇压的开端。1929年4月，斯大林同志在向苏共十六大所作的政治报告中，语重心长地指出了在科技领域实行镇压的必要性——在我们的每个工业部门里都潜伏着“沙赫特分子”。他们当中很多人被揪出来了，但并不是全部被揪出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破坏活动是当前反对建设社会主义的最危险的形式。这种破坏活动之尤其危险，是由于它跟国际资本相勾结。资产阶级的破坏活动清楚表明，资产阶级分子决没有放下他们的武器。他们正在积蓄力量，准备对苏维埃政权发动新的进攻。

最高领袖发出了号召，专政机器当然不敢等闲视之。果然，不久又在科技领域揭发出了一批接一批“反苏维埃的”、从事“破坏活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大批声望卓著的知识分子成了这股镇压狂潮的牺牲品，如历史学家M·S·格鲁谢夫斯基、乌克兰科学院副院长S·A·叶弗列莫夫、经济学家N·D·康德拉基耶夫、热处理工程研究所所长L·K·拉姆津；还有国家计划委员会的许多技术专家、高等院校的许多教授以及其他部门的专家。甚至堂堂苏联科学院也成了这股镇压狂潮的目标。当时苏联科学院还没有迁往莫斯科，科学院主席团、主要研究部门、图书馆等等都还在列宁格勒。列宁格勒党委会成立了一个特别的政府委员会对苏联科学院进行调查，调查结果证明苏联科学院是“进行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反革命活动中心”。这个判断葬送了苏联科学院的大批知名学者。三位院士被逮捕，数以百计的研究人员同时身陷囹圄或被开除。不愿坐以待毙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只能是远走他乡。著名物理学家加莫夫就是在这种背景下逃往美国的——所幸当时边防管制还不算严格。他第一次出逃选的是邻近阿富汗的偏远山区，但没成功——被哨兵抓了回来。他辩解说他是登山运动员，哨兵相信了他的话，于是他安然无恙，重返列宁格勒。第二次出逃是在克里米亚黑海休养地疗养的时候，他坐上小艇企图穿过黑海到土耳其。但海防炮艇早已在领海上巡逻了。这一回他又被抓住。他借口说航行是他的爱好，再次蒙混过关。这两次出逃边防部门都未通报当局，所以丝毫没有引起当局警觉，事后竟然还派他出国参加一次国际学术会议。这对加莫夫来说简直是天赐良机，他从此一去不回。到美国后，加莫夫在学术上取得了巨大成就。五十年代初期，他提出了关于核酸和蛋白质之间通过核苷酸序列组成的特殊信号来传递信息的理论，轰动了国际学术界。后来建立遗传密码的实验工作都是按照他的这一理论来进行的。

在从肉体上镇压的同时，思想上的清洗更是无孔不入。1929年的苏共十六大就已提出了在科学战线发起“社会主义进攻”的方针，由此引发清查“资产阶级科学理论”的急风暴雨。许多本来应该也只有在实验室才能解决的问题，都被提升到阶级斗争的层面，用纯粹的政治手段去处理。一些享有盛誉的学术流派遭到排斥；一些科学泰斗诸如精神病学家贝克托采夫、心理学家考尼洛夫和伟大的生理学家巴甫洛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