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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栽培研究所的典型特点是具有一种特别的节日气氛。”但在1939年之后，这样的气氛便一去不复返了，“研究所的生活已令人忐忑不安。随着李森科的变态心理的发展和强化，再也没有安静的瞬间了……对研究所和对瓦维洛夫的攻击变成了不断的迫害。研究所的状况急剧恶化，形形色色的监察、检查接踵而至……”
所有这些监察、检查的结论，几乎都构成研究所和瓦维洛夫的新罪状。当瓦维洛夫正一连几小时地观察一对亲本作物怎样结合才能有最好的育种效果时，一个例行的检查委员会正在编写例行的检查记录，这份记录显示，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受到了腐蚀性的资产阶级影响。该委员会提出了一个他们认为是不容置辩的证据——研究所各实验室的门上的名牌都是用英俄两国文字写的，甚至连厕所和党委会的门上都标了英语名称！瓦维洛夫因此被从试验小区里叫到上级机关，挨了训、写了检查不算，还要在全所大会上就此事展开讨论……如此摧折，研究所正常的科研本来就已经是难以为继了，但政治的胃口仍然没有满足，正如研究所工作人员晚年所述：“强制运动一个接着一个。开始有几年我们是跑集体农庄搞春化法‘试验’，后来，李森科的朋友多纳特·多尔古申发明了一种什么剪穗子的特别剪刀，并且全国都被迫从事品种内杂交……科学家不是去考察或者在自己的试验区里进行定期的观察，而是服从命令去剪麦穗。”据统计，仅在1939年春，遵照苏联农业人民委员部的指示，就有77名遗传学博士和副博士被派往各个加盟共和国、区和边区参与春化试验，研究所自己的主要研究项目不得不陷于停顿。连一向好脾气的瓦维洛夫也终于大发脾气，在一次会议上特别声明：“让研究所的所有遗传学家都去搞育种学，把大家都变成育种家——这是不可能的！自然，我们需要和育种家们联合在一起，帮助他们，不对他们隐瞒生理学的鉴定。但是，绝不能全然相信李森科同志的话，否则……将导致荒谬。”但大发脾气也没用，瓦维洛夫的部属依旧大都是流水的兵。
最致命的摧折来自财政方面。从1937年起，苏联农业人民委员部急剧减少了对自己最大的科研机构——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的拨款。“作物栽培研究所的财政状况是灾难性的。”1939年2月，瓦维洛夫向农科院主席团这样报告说。财政状况真是灾难性的：一些主要实验室的研究经费减少了二分之一。但瓦维洛夫的呼吁非但无助于警醒当局，反而招致更严厉的财政打压——约一个月后，农业人民委员贝内迪克托夫公开声称，不再给“孟德尔分子”以任何资助：“苏联农业人民委员部支持李森科院士的实际工作和他的理论观点，并责成苏联的育种站在良种繁育和育种工作中采用他的方法。”
瓦维洛夫和他的遗传学好像是枷锁中的角斗士，被推到残忍的角斗之中，与拥有并毫不犹豫地运用一切杀人暗器的敌手对垒。但瓦维洛夫从不怯阵，只要一息尚存，他就要坚持下去，李森科—普列津特轴心也就不能不继续遭遇科学理性的抵抗。
李森科宣称，所谓近亲交配法的强制自花配粉会毁掉异花授粉的作物，并且带给育种家的只能是损害。整个国际学术界却是另外一种说法。瓦维洛夫对这两种说法都不愿轻信，便在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里开始对黑麦、三叶草、梯牧草、葡萄和玉米进行自花授粉试验。有数十名专家参与其事。试验结果是：近亲交配对作物没有危险，而对育种家有益；只有借助于近亲交配才能培育出可增产三分之一以上粮食和青饲料的杂交玉米品种。
李森科宣称，他可以毫不费力地把春播五谷类作物变为秋播，或者反过来这样做，由此印证人可以根据自身需要任意改变作物的遗传方向。瓦维洛夫便指令作物栽培研究所的两名遗传学家重复李森科的这一试验。两名遗传学家寻找着绝对可靠的试验方法，以保证自己的试验不致引起任何争议。他们终于找到了。称为“合作社社员”的秋播小麦刚一分蘖，他们就对它作了精心的手术——把每株小麦分成两半。这没什么可怕的——两半都可以成活。但如今它们不得不在不同的条件下生长，一部分供遗传学家检查之用——在大田通常的条件下不受干扰地生长着；另一部分则种在暖房里，确切无误地按李森科的试验程序去做。结果出来了：根本没有发生禾本科作物从秋播转为春播或从春播转为秋播的任何变异。一包热谱图和试验记事本证明了这个简短的结论，李森科的又一个奇迹像肥皂泡那样破灭了。
李森科宣称，春化法现在已经是在全国范围提高小麦产量的惟一可靠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