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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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全面实施春化法，将使每公顷土地至少多收100公斤小麦；李森科将这个假想中的100公斤乘以苏联的一亿公顷土地，便开始在报刊上和电台上许诺他可以不费任何力气地给国家提供源源不断的粮食。他并且主张，春化法应当走出学术界，走进田野——“只要集体农庄庄员没有卷入，没有从事育种试验，事情就不会顺当。有些学者说，育种学是一门科学，经过专业训练的人才能问津。但这是不对的！”也就是说，他要把整个苏联当作他的实验室；而这无疑是一场赌博——他的并不可靠的春化法一旦失灵，那么整个苏联大地将长满杂草。为了个人前程而不惜拿国家和人民的命运做赌注，这种狂想理所当然地遭到了瓦维洛夫的批评。在一次讨论会上，瓦维洛夫一针见血地指出——不管是什么样的技术措施，都不能当作摆脱苏联农业的一切不幸的灵丹妙药！
李森科宣称，他所信守的“米丘林生物学”是世界生物学的顶峰，因此已经没有必要了解别的生物学理论；除了他们的《春化》杂志，没有必要出版其他流派的生物学著述。“在资本主义国家的生物学尤其是遗传学中，占统治地位的是脱离实际的反常。”谁如果敢于关注其他生物学流派尤其是关注国外生物学，当然就是离经叛道。李森科曾义愤填膺地慨叹：“远不是所有的苏联生物学家……都根除了崇洋和对资产阶级科学的时髦的追求。”轻狂地排斥世界先进科学技术，以致“外国文献”一词在苏联学术界成了骂人的脏话。出版社在出版文集之前，必须尽心竭力地从手稿中去掉可能引致“媚外”嫌疑的每一个外来名词。即使是瓦维洛夫旗下的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在这方面也是一派风声鹤唳——“有许多珍贵的文献资料不能利用，幸运的是，这些资料没有毁掉。它们常常藏而不用，或只供小范围的读者使用。于是，成长起来了特殊的一代，他们不了解科学，尤其是生物学的来龙去脉的‘血统关系’，即使在今天也常常要把精力放在基础知识的介绍上。”李森科甚至成功地剥夺了各大学、各医学、教育和农业研究所的教授们向学生讲授真正的生物学的权利（代之以李森科的“米丘林生物科学”）。并且居然还把注意力转向中学生。“应当从中学的达尔文学说教学大纲中去掉孟德尔—摩尔根的胡言乱语。”他在致俄罗斯联邦教育人民委员的信中强调说，“在我看来，这是合理的，即使是从下述这点来看也是这样：中学只应该对学生讲授科学的基础知识，当然，孟德尔学说也好，摩尔根学说也好，都是和科学的基础知识没有什么关系”。而李森科的生物学沙漠化倾向的最大敌人仍然是瓦维洛夫。瓦维洛夫顶风而上。在他的倡议下，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着手出版三种多卷本巨著：《苏联作物栽培学》、《作物育种学理论基础》、《苏联的植物群落》。所有这些巨著，都以孟德尔创立的经典遗传学理论为基本指导思想。即便是在自由生命即将走到尽头之时，瓦维洛夫还一如既往地抵制李森科所推行的学术上的闭关自守。他向农业人民委员呈交了一份报告，主题便是——“关于利用外国农业经验、外国最新发明改良种子和作物”。“像门捷耶夫、季米里亚捷夫、巴甫洛夫和普里亚尼什尼科夫这样的我国最伟大的学者的特点之一是：他们使我们养成了密切注意研究世界科学的习惯。”瓦维洛夫开篇便针锋相对地强调，虚心学习世界先进科学技术是俄国学者的优良传统。然后痛切地指出：
高尔基(1868-1936)高尔基曾教导说，必须注意研究世界文化的经验。然而，在农业和农业科学的许多方面，近来却开始在培植轻视外国经验、甚至藐视它的不健康的趋势，停止了摘报刊物、优秀的外国教程和原作的译著的出版，不再考虑发明事业，不再考虑近十年来尤其是在加拿大、美国、德国和瑞典取得的重大育种学成就。存在着一种不分青红皂白地指摘一切国外科学的倾向。在这里，人们忘记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技术主要是由知识分子、科学工作者所推动的。某些有权威的同志的观点和国外科学的基本趋势不一致成了摈弃一切国外科学的口实。这种情况通常是由于我国的一些甚至是了不起的科学的农艺工作者不懂外文所促成的。
最近实行的对种子交换的限制实际上中断了从其他国家进口改良品种的工作，而整个这件事只有可能建立在最新品种的相互交换之上……为了改变这种状况，需要采取彻底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