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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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康斯坦丁·伊万诺维奇：

请安心工作吧。请在大作中特别注意总结您在瓜田作物上所从事的重大工作。应当赶快写出不朽的著作来！诺登大概比您工作得快，应当赶上和超过他！我一直在担当不安静的闹钟的角色，这不是没有缘故的……没有任何特别危险的情况，请安心地工作吧……当人们问法拉第：他是用什么方式取得了重大成果的，他回答说，多工作，定期地对自己的工作进行简短的和有条理的总结，并把它们发表出来。

这就是全部处方。

我刚从高加索回来。在迈科普，在德尔班特，尤其在苏呼米，工作在全速进行。播种情况很好。一场真正的、必需的、高水平的竞赛正在进行……我们将一如既往地推行我们的综合作物栽培机构的方针，不管会有什么样的阻挠。

生存还是毁灭？纯粹就生理意义而言，他已经没有权利选择了。但他的思想的命运、他的学说的命运，却是什么样的强权也无法安排的，是可以由他选择的！他怎么会放弃这仅存的选择权利、事实上在他也是最可珍贵的权利呢？所以，在他生命旅程的最后一段中，他在拼命赶写自己的遗著的同时，绞尽脑汁设法拯救自己的研究所，绞尽脑汁为苏联遗传学保存火种。他很清楚，一旦他被捕，第一个遭到毁灭的科研机构必定是遗传学实验室。于是他把几个最有天赋的遗传学家——如后来成了院士的玉米种植专家、列宁奖金得主哈吉诺夫——调到了其他研究室。他还采取了其他一些措施。生物学博士佩尔洛娃晚年回忆，1940年夏初，她和其他几个正在考察中的作物栽培研究所的研究人员突然接到所长发来的电报：建议他们在考察中就地重新找工作。所有的人都大惑不解：怎么会这样呢？他们的老所长怎么能不要他们了呢？大家都满腹委屈。仅仅几个月之后，事情就弄清楚了。但这时他们的老所长已经失去自由了。由于预见到了作物栽培研究所的前景，瓦维洛夫才以这样的方式，尽最大可能，使那些最正直、最有才华的苏联遗传学家早早走出他的阴影而不致为他殉葬。

他的勇气、他的机智的确拯救了苏联遗传学的传人。但在他自己，死神的脚步声却是愈来愈清晰了。他生命的倒计时开始了！

瓦维洛夫院士坐自己的车回来。刚走到宿舍门口，突然一辆车闯了进来；从车上跳下来几个人，请院士去和莫斯科紧急通话。院士就放下行囊，请工友转告考察队的其他同志，说他很快就会回来。

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