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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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40年春天起，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就在筹划去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考察，目的是把不久前归并进来的地区的农业状况摸清楚。据说作物栽培家小组将由瓦维洛夫带队。这对瓦维洛夫来说本来是个好消息——无论在莫斯科还是在列宁格勒，空气都是那样的令人窒息，没有任何事情能让他高兴。现在能去一个新的地方，从事他所热爱的工作，在他至少是一个暂时的解脱。但接到命令时，瓦维洛夫脸上却并无多少喜色。当考察队抵达莫斯科时，瓦维洛夫的情绪更是一落千丈——他与李森科之间爆发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公开争吵。两人在全苏农业科学院院长办公室举行会谈，会谈的主题是关于遗传学博士的论文答辩。双方各执己见，都脸红脖子粗。目击者不愿回忆这场争执的细节，但有一点是他们公认的——瓦维洛夫几乎失去了自制。当他砰的一声推开门，从李森科的办公室里冲出来时，一位研究人员小声对同伴说：“走着瞧吧，这回可要把瓦维洛夫院士抓起来了”。同伴问：“凭什么？”“他对李森科说了一句可怕的话：‘由于您的胡作非为，其他的国家已经超过了我们！’你瞧吧，瓦维洛夫院士完了。”
这位预言家一点也没猜错——当局对瓦维洛夫已经丧失了最后的一点耐心，正在开始收网。
余怒未消的瓦维洛夫从李森科的办公室回到寓所，疲惫不堪。几位同事去看望他，谈及已经传得沸沸扬扬的他与李森科的那场争吵，瓦维洛夫有气无力地说：“的确是吵了一场。我没办法客气。我一切什么都对他说了。”或许，瓦维洛夫本人也预知了迫在眉睫的厄运，因而干脆豁了出去？瓦维洛夫嘱咐同事们不要介意他与李森科之间的关系，只关心自己的工作并请求他们加快工作进度——越快越好，他要尽量多看到一些他们的成果。告别时瓦维洛夫笑了一笑，但笑得那么勉强，看上去似笑非笑。那双被痛苦的思考折磨得黯然无光的眼睛，仿佛根本就无力睁开。
终于上路了。一辆黑色的M牌小轿车沿着基辅—里沃夫公路飞驰。瓦维洛夫坐在轿车中默默无语，只是呆呆看着窗外的田野——作为旅行家的他，还有多少机会欣赏这大自然的风光呢？但他并没有因此稍稍放松自己的工作，到了考察地段，每5公里他就要让车子停下来，跑到庄稼地里采集小麦植株。到了里沃夫，他的活动更为紧张。第一天忙着与当地的各个农业部门的负责人会谈。然后在里沃夫大学找了一位植物地理学家，两人就小麦麦种的起源问题讨论了整整一个晚上。第二天他又在里沃夫农学院呆了一整天。“瓦维洛夫察看了试验田和营养试验。他坦率地提出一连串的问题，使研究所主任梅钦斯基教授非常紧张，以致满头大汗。他还当场把研究所的藏书书目记到自己的笔记本里。”甚至在考察中他也不肯放弃对李森科的斗争。他从考察地给一位名叫列平的朋友寄了一张明信片，在通报最新考察成就之后，请列平向“五名为遗传学而斗争的战士”转致问候。他居然破天荒地给斯大林同志本人写了一封信，希望斯大林同志能够正确理解遗传学。他深怕领袖们对遗传学专门著作没有阅读兴趣，不惜费尽口舌。“我建议您读一读”，在致苏联农业人民委员部负责人的一封信中，他推荐了瑞士斯瓦列夫试验站成立50周年的一部学术报告译文集，特别强调：“这几乎就是一部小说。”他还给中央委员会寄去一本讲述如何培育抗锈病小麦品种的美国小册子，在信中重申了自己的意见：“您可以看出，孟德尔学说无论对奥地利人，还是对美国人，都是有用处的。”所有这些，当然都只能构成他的新罪证。
考察的最后目的地是喀尔巴阡山顶峰。一天清早，按原定计划，瓦维洛夫和一批当地的农业技术人员分乘三辆汽车，从契尔诺维茨出发。行程大约150公里。这天天气很好，暖风轻拂，阳光普照。考察队员们情不自禁地一路高歌。但在歌声中刚刚行进到喀尔巴阡山山脚下，考察队员列赫诺维奇的座车轮胎就被扎了几个孔，就这样掉了队。“在返回的路上”，列赫诺维奇回忆说，“我们遇见了一辆和我们一样的M牌小轿车。来人拦住了我们，询问瓦维洛夫院士在哪里。我们把前面两辆车的行驶路线告诉了他们，然后问他们找瓦维洛夫院士干什么。‘他从莫斯科带走了出口粮食的某些文件，’来人回答说，‘现在急需这些文件。’黑色M牌小轿车开走了，去找瓦维洛夫院士，我们则回到契尔诺维茨。”
晚上，列赫诺维奇和巴赫捷耶夫在食堂吃完晚饭，往宿舍走去。朦胧夜色之中，他们被一位上了年纪的工友拦住。工友说，瓦维洛夫院士坐自己的车回来，刚走到宿舍门口，突然一辆车闯了进来，从车上跳下来几个人，请院士去和莫斯科紧急通话。院士就放下行囊，要那位工友转告考察队的其他同志，说他很快就会回来……但是，直到午夜，瓦维洛夫仍然没有回来。巴赫捷耶夫焦急等待着。终于响起了敲门声，巴赫捷耶夫一跃而起……进来的却是几个陌生人。领头的一个递给他一张纸条，不大的纸条上是瓦维洛夫那又粗又重的笔迹：
亲爱的巴赫捷耶夫！
由于我被紧急召回莫斯科，请把我的东西交给来人。
尼·瓦维洛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