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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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瓦维洛夫的老部属——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引种研究室主任亚历山大·卡尔洛维奇科尔——莫属。

亚历山大·卡尔洛维奇科尔，俗名“科尔”，比瓦维洛夫年长整整十岁。和亚库什金教授一样，也自命不凡地认定自己是个了不起的学者，因而也对生物学界众望所归的瓦维洛夫充满了妒意。这位老资格的学者因为学风上的不严肃，总是无法取得能够与他的资历相称的学术成就。相反，倒是惹来麻烦。还在1924年，科尔就因此常常与瓦维洛夫发生冲突——瓦维洛夫从遥远的考察地寄回的种子，一旦落到科尔的手上，就很容易变成一堆废物——不是把种子的标签弄丢了，就是种子因保管不当而发不出芽来。瓦维洛夫虽然以好脾气而著称，但也无法原谅这种对事业极不负责的“散仙”风度，多次批评科尔。自视为瓦维洛夫的“老前辈”的科尔并不认为自己有多大的过失，而是坚信，瓦维洛夫是在小题大做，是对他这位“老前辈”的“大不敬”。于是恼羞成怒，与瓦维洛夫展开了几次公开“论战”；但每一次他都占不了便宜。他渴盼着复仇的机会。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不失时机地向他提供了这样的机会，科尔怎么能够忍心放弃呢？便毫不犹豫地向自己的老上级投井下石。关于瓦维洛夫日常活动的大量情报从此源源不断地流入国家政治保卫总局。

瓦维洛夫身边的另一个“窃听器”，其得来在安全部门而言则纯属意外。1937年9月3日，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普希金试验站的高级研究员费奥多尔·费奥多罗维奇·西多罗夫主动找到国家安全局驻普希金诺城侦缉员，“我想报告有关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的领导（瓦维洛夫、亚历山德罗夫）的破坏活动的情况，由于这些破坏活动，区分抗病和抗害虫的农作物品种的工作遭到了失败”。瓦维洛夫所谓的破坏活动当然是捏造出来的，西罗多夫主动告密的真实原因在于，瓦维洛夫认为这位过去的研究生业务算不上精通，因而没有为他开设专门的实验室。西罗多夫的告密信在安全部门看来简直就是至宝，这封告密信因而被作为基本的揭发材料之一，收入了关于瓦维洛夫的第268615号案卷；西罗多夫本人也很快升任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副所长。50年代，西罗多夫的这段历史被曝光，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当然再也容不下他——但是没有关系，苏共列宁格勒省委马上为他在另外一个研究所谋到了一个相同的职位。这样做是必须的——如果告密所得终究还是要失去，谁还愿意再向当局出卖自己的良知呢？

出于同样的原因，瓦维洛夫身边的另一个“窃听器”在真相大白之后，甚至未曾受到一点点报应。他是生物学博士格里戈里·尼古拉耶维奇·什雷科夫。他的几乎所有同事都能背出他在1938年3月7日写给安全部门的信。当时，曾经附和斯大林同志卖力地吹捧李森科的苏联农业人民委员雅可夫列夫以及苏共中央农业部部长鲍曼刚刚被斯大林同志投进大狱。什雷科夫闻讯，立刻致函安全机关，控告他的顶头上司瓦维洛夫是雅可夫列夫和鲍曼的同党。他振振有辞地说：

在消灭……雅可夫列夫、鲍曼之前，应当弄清楚，他们在破坏农业科学的组织、试验站和进行新品种的试验方面干了些什么事情。我愈来愈确信，这方面也有瓦维洛夫的一份功劳，他是我国作物栽培学领域中科研工作的实际领导人……实在是很难想象，复辟资本主义的人们会绕过瓦维洛夫这样在农艺学（尤其是旧的）的广大人士中有威望的人。我不认为，瓦维洛夫作为一个以其右倾信念而闻名的人，一个出身于百万富翁之家的人，会不参加他们的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