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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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告信通篇都是猜测，没有任何事实根据。但有没有事实根据对当局来说又有什么意义呢？这封控告信被毫无保留地作为起诉材料，也收入了第268615号案卷。什雷科夫为此深感自豪，在朋友们面前禁不住吹牛：“啊哈，是我把瓦维洛夫送进大牢的！”像这样的犹大，在斯大林时代结束之后竟然没有受到任何惩罚——他仍领导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的一个研究室直到垂暮之年。
并非所有的告密者都是像亚库什金教授、西罗多夫研究员和什雷科夫博士这样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小丑。甚至于善良的知识女性，也要被当局强迫加入“犹大”队伍，细胞遗传学专家叶连娜·卡尔洛夫娜·爱梅博士就是“女犹大”中的一员。爱梅博士一时冲动，把她的几篇学术论文寄给了几家境外学术刊物；还有人举报，她曾经与外国学者谈过话。这样的事如果发生在别人身上，那就足以使那些人在内务人民委员部里消失得无影无踪。爱梅博士却从内务人民委员部奇迹般地生还。其实并没有什么奇迹发生，她之所以安然无恙，惟一的原因是当当局以暂不追究她的“里通外国”之罪为条件要挟她定期密告瓦维洛夫的言行时，她签字认可了。爱梅博士监视瓦维洛夫实在是太方便了——她与瓦维洛夫的妻子亲如姐妹，常常去瓦维洛夫家玩。但善良的本性无时无刻不在折磨着爱梅博士。在垂危之际，她终于向她的家人含泪自白：多年来她在当局的胁迫下不断地作伪证，陷害她最敬爱的导师瓦维洛夫。
这是一支多么奇特的告密大军啊！它的成员的平均文化程度之高，古往今来恐怕是绝无仅有！知识的富有并不等于人格的高尚，知识的富有并不一定能够克服人性的卑劣和软弱！知识的富有未见得能够拯救人的心灵！瓦维洛夫固然是被当局打入地狱的，但如果没有那些犹大教授、犹大博士助桀为虐，当局的政治迫害怎么可能那样的得心应手、那样的肆无忌惮！就这个意义又何尝不可以说：瓦维洛夫实际上是政治强权和文化败类合谋的牺牲品！
凡是对待敌人所能采取的手段，无论多么的残忍，赫瓦特上尉都不愿意错过尝试的机会。他根本就不在乎他的施刑对象是苏联生物学界、苏联农学界、苏联遗传学界的首席科学家，是堂堂苏联科学院、苏联农业科学院两院院士！首席科学家算得了什么？两院院士算得了什么？在赫瓦特上尉看来，他虽然不过是区区上尉，但他代表的是政权，而政权高于一切！
1937—1938年，针对瓦维洛夫的告密达到了高潮。但当局并不满足，侦骑四出，广为收集和伪造给瓦维洛夫定罪所必须的“罪犯”供词。内务人民委员部萨拉托夫省管理局局长，一个名叫斯特罗明的人在这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1937年7月，斯特罗明审讯著名农学家图莱科夫院士。图莱科夫与瓦维洛夫私交甚厚，起初还不肯认可那些子虚乌有的瓦维洛夫的所谓“犯罪事实”。但在被打得血肉模糊之后，终于有求必应，在对瓦维洛夫的毫无道理的指控上签了字。图莱科夫“揭露”瓦维洛夫和布哈林的联系，甚至是与保皇党人的联系。几个月之后，斯特罗明局长又接到新的命令：仅仅把瓦维洛夫打成布哈林分子和保皇党人还不够，对瓦维洛夫的指控还必须升级。于是局长大人的审讯对象便都招认，瓦维洛夫院士的反革命活动最集中的表现无疑是反对“米丘林生物学”及其旗手李森科。“以瓦维洛夫、科利佐夫、迈斯特、康斯坦丁诺夫、利西岑、谢列布罗夫斯基为首的科学院（即全苏农业科学院——引者注）的著名院士的重大核心集团积极反对李森科的有关春化法和品种内杂交的革命理论……”1937年11月27日，全苏农业科学院院士、干旱研究所所长鲁道夫·达维德在受审时供称，“对我来说已经十分清楚的是，在我所列举的一组院士的发言中有一个统一的政治路线为基础：一个统一的反苏组织把他们无条件地联合在……我想检验自己的猜想是否准确，就直接向迈斯特院士提出了这个问题……迈斯特院士在和我的谈话中证实，有一个院士小组在攻击李森科和威廉斯，这个小组加入了右倾托洛茨基组织……”如此一来，瓦维洛夫也就不单单是一个“持不同政见者”，瓦维洛夫的背后有一只看不见的手，也就是说，瓦维洛夫受颠覆组织——“右倾托洛茨基中心”——遥控。瓦维洛夫犯下的也就是所谓“颠覆罪”。这样的定性倒不是斯特罗明局长的发明，而是决策层制造出来的，通过组织手段扩散出去的。此类供词，在萨拉托夫是从全苏农业科学院院士迈斯特院士、在莫斯科是从苏联副农业人民委员盖斯特、在列宁格勒是从省农业管理局局长瑙莫夫那里取得的。取得供词的手段则是千篇一律：严刑拷打！
到了1937年底，告密材料和“罪犯”供词已收罗完毕。瓦维洛夫院士的“罪行”已再清楚不过了。各种侦察报告雪片般的涌进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所长的侦察案卷。其中一卷于1938?12月编为第300669号；为充分体现在自然科学领域尤其是在遗传学领域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原则，案卷名就干脆题为“遗传学”。所有这些案卷的主题莫不是：苏联首席遗传学家瓦维洛夫如何不仅在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而且在整个苏联学术界，把有反苏情绪的科学家联合在自己周围；这个以瓦维洛夫为首的反革命集团捍卫资产阶级反动的种族理论——孟德尔、摩尔根主义，而与“米丘林生物科学”及其传人李森科院士对抗，费尽心机损害李森科院士在苏联学术界的崇高威望。1939年初，即在斯大林同志和李森科双双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之后不久，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副人民委员科布洛夫显然是根据上级授意，作了一个《关于反动学者反对特·杰·李森科院士的斗争》的专门报告。在这份报告中，科布洛夫总结了多年监控瓦维洛夫的行动，并把矛头指向一大批苏联科学界的泰斗。报告断言：瓦维洛夫的老师普里亚尼什科夫院士与瓦维洛夫是同党——这位普里亚尼科夫，竭力排斥李森科对苏联遗传学的领导，千方百计贬低李森科院士的伟大成就。其他如苏联科学院院长科马罗夫、苏联科学院副院长克尔日扎诺夫斯基、苏联科学院院士奥尔别利等等，都被报告指为反李森科同盟的干将。这个报告实际上是一次最高级别会谈的结晶。克里姆林宫的这次最高级别会谈，是在火药味充斥的氛围中进行的。李森科向斯大林同志汇报了他在苏联遗传学领域捍卫马克思主义的巨大努力，揭发了瓦维洛夫一派的破坏活动——不是针对他个人，而是针对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