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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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有关玉米的研究工作转给库班地区的奥特拉达试验站……有关花木的研究工作转给苏联科学院下属的植物园……有关葡萄的研究工作转给葡萄种植学研究所……有关稻种的收集工作转给克拉斯诺达尔试验站……关闭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亚热带分部……关闭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烟草和茶叶实验室……关闭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植物地理学研究室……关闭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引种室……将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的远东试验站、土库曼试验站、卡拉库马赫的列彼捷克试验站和克里米亚的“锚缝”试验站移交当地政府。

认定在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的编制内设有荒原和山地室是不适宜的。

所有这一系列决定，实际上是要把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活活“车裂”。在这个“车裂”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的死刑判决书上，李森科得意洋洋地签上：“同意！”

经过这么一番残酷的“车裂”，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名存而实亡了，只剩下几座空空荡荡的房子，在风雨飘摇中苦度春秋。它丰富的种子收藏曾使得外国同行眼红，现在，这些种子却只能引来成千上万只老鼠。每天夜里，老鼠们络绎不绝地钻进实验室，碰翻台上的铁盒子，果实、种子、坚果……瓦维洛夫和他的同行们历经千辛万苦采集到的那些珍贵的植物样品，哗啦啦地倾倒出来，成了老鼠们的战利品。饿得有气无力的工作人员拿着铁棍来保卫自己的收藏品，开始还管用——老鼠还有点怕人，手电筒一照，嗖嗖地跑；但人总是追不上老鼠，老鼠渐渐地也就把人看扁了，愈来愈无所畏惧，发现有人来干扰它们美食，便穷凶极恶地向人扑过来……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变成了骷髅，瓦维洛夫的另一个重镇——苏联科学院遗传学研究所——同样惨遭灭顶之灾。遗传学研究所是苏联科学院的骄傲。它是在1934年根据瓦维洛夫的倡议创建的，经过六年的发展，成了代表苏联遗传学最高水平同时在国际上居领先地位的权威学术机构。在该研究所工作的不仅有苏联最优秀的遗传学家，而且有格尔曼·米勒、顿乔·科斯托夫这样的外国遗传学大师。但在瓦维洛夫被捕之后，横扫千军如卷席的李森科—普列津特轴心也向这里杀来。1941年，普里亚尼什尼科夫院士在给贝利亚的信中控诉说：“在提拔李森科为苏联遗传学研究所所长后（关于提拔他的方法应该单独谈一下），几乎所有重要的工作人员都被解除了职务（有的是自己离开的）。更要命的是，遗传学研究所新所长提出的计划暴露了惊人的思想贫乏——那里没有任何遗传学，只有一种初等的农艺学，在30万公顷的耕地上去搞什么晚播马铃薯……以及那些秋播三叶草的‘试验’，还有去割橡胶草的根——完全在重复农业人民委员部的农业技术工作。”遗传学研究所的解体引起了全国遗传学研究的瘫痪。韦尔纳茨基院士在1944年说：“我认为这是一个大错误：不明白，为什么我们这里要停止遗传学方面的工作，这是一个有很大前途的学科。”稍后他又写信说：“遗憾的是，在我们这里，遗传学方面的所有科研中心都被消灭掉了。在科学院物色学术骨干的过程中，我看到了这种错误政策的严重后果。”遭遇最悲惨的则是人类遗传学——被扣上“希特勒种族主义”的大帽子完全取缔，绝大多数学术带头人被捕，到1965年赫鲁晓夫取消古拉格劳改营时，竟没有一个人还活在世上。苏联的人类遗传学家在战前全军覆没，是1965年后苏联遗传学复兴时人类遗传学却仍旧举步维艰一枝独谢的主要因素。

伴随着瓦维洛夫的毁灭，苏联的遗传学研究机构要么土崩瓦解，要么就鸠占鹊巢；苏联的遗传学家被开除、被逮捕、被流放、被枪毙。被确认为对现存社会秩序构成致命威胁的遗传学终于被专政机器碾得粉碎。瓦维洛夫个人的毁灭终于导致了整个苏联遗传学的毁灭，披上了科学外衣的反科学的李森科—普列津特帮派，终于建立了他们的一统天下。在乱云纷飞、冤魂呼号中，他们一个个沐猴而冠，弹冠相庆，原本是庄严肃穆的科学殿堂变成了群魔齐舞的阴森荒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