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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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广为刊载的又岂止是李森科的主题报告。法国作家阿拉贡在为这次会议所写的一篇辩护文章中，曾对这次会议的报道规格惊叹不迭——在莫斯科，当全世界的报纸竞相报道战争消息、报道原子弹拥有者毫不犹豫地准备向苏联发动核战争的那种恐怖消息的时候，苏联最权威的、拥有千千万万读者、发行量达数百万份的《真理报》，从那年的8月4日到12日，却拿出巨大的篇幅，报道7月31日开始的全苏农业科学院特别会议。在此期间，44个版面的《真理报》有18个版面全部用来报道那次会议。任何一个单个的新闻——即便是柏林问题、华盛顿反苏事件——在苏联报刊上所占有的篇幅都远不能与报道那次会议的关于“今日生物学”的专栏讨论所占有的篇幅相比。讨论是在米丘林学派和古典遗传学派之间进行的，以李森科的报告为开端。李森科的报告全文所占的篇幅达500多个版面。
在人类历史上，任何国家任何时候的学术讨论都不曾享有这种报道规格。这是跟数百万男女的理解能力紧密相关的。像《真理报》这种做法，在法国是不可想象的，没有一家报纸肯冒这种险，因为一定不会有那么多的读者。法国还没有形成那一类读者群。无论那次讨论的内容怎样，它的这种报道规格就表明了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在苏联，已经产生了一种新型的“知识分子”，那数百万对生物学讨论感兴趣而且能够理解讨论的读者就属于这类知识分子。
法国作家阿拉贡（1897-1982）还有值得一提的。那次讨论的范围，讨论所提出的大量新的生物学材料，再加以数百名科学家和实际工作者与集体农庄农民一起参加讨论这一事实本身，使那次会议显出了一个惊人的新特征，正是这个新特征促使报刊给那次会议以那样的报道规格——一个民族的全体人民的工作已经与科学研究结合起来了，这在人类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阿拉贡对八月会议高规格报道的原因的阐释说不上有什么可取之处，但他对高规格报道的事实描述却并无夸张——对一次“学术会议”作地毯式轰炸的密集报道，而且这样的报道成了舆论界的第一主题。这在人类历史上确实没有先例可循。同样没有先例可循的是那些报道对学术问题明显的倾向性。8月4日，《真理报》第一版刊登的会议消息就对反对派学者施加了政治压力，说：“发言者公正地指出，若干应邀参加会议的魏斯曼方向的拥护者——施马尔高森院士、日布拉克、查瓦多夫斯基院士、尤金采夫讲师和阿立汉宁讲师，直到现在还保持沉默。”8月5日和6日，这些“魏斯曼方向的拥护者”先后发言了，但《真理报》还是有话说。第二天刊登的会议消息称：“施马尔高森院士的发言，使人感觉十分惊奇。他毫无理由地声称他不是进化遗传学家，也不属于形式遗传学家的行列。在回答会议参加者对他在自己的主要著作《进化的因素》中有意不提经典生物学家季米里亚捷夫和米丘林的著作的公正指责时，施马尔高森院士表现了奇怪的立场。他声明说，关于季米里亚捷夫和米丘林的著作，他在另外一本书里已经提到了，并将在最近的另一本著作中集中地写。”稍后，《真理报》用比平时多一半的篇幅，发表了题为《更高地举起先进的米丘林生物科学的旗帜！》的社论。社论在许多地方原封不动、也不加引号地引用李森科报告中的一些话。除了强调生物学上的争论是两种世界观的斗争外，继续指名辱骂反对派学者，说：“先进的米丘林主义科学家正在向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生物学面前奴颜婢膝和阿谀奉承的习气作斗争，但是可惜，在苏联生物学家中间就有这种人（施马尔高森、查瓦多夫斯基、日布拉克、杜比宁等）。……他们的科学活动常常比什么也不干还要坏。”
组织保证和舆论导向双管齐下，大会会开成什么模样，也就不难想见了。几十名“米丘林主义者科学家”轮流登上讲台，尽情发泄对反对派学者的强烈仇恨——实则是对科学、对理性、对人类良知的仇恨。整个大会从头到尾充斥着诸如此类的政治词汇——蒲列塞茨基（乌克兰果树栽培研究所所长）：“战争尚未结束，新的帝国主义战争的煽动者们已经在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舞台上，基本上是在英国和美国的政治舞台上出现了。在这些人中，就有孟德尔摩尔根主义的代表们萨克斯、达灵顿及其他一些人。（我国的）日布拉克教授居然于1945年在美国的《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文，主张与那些科学上的反动派建立一个‘共同的、世界性的生物学’。这也不是离题之谈，而实实在在是孟德尔摩尔根主义者的政治面貌的特点。”
格鲁森科（苏联科学院遗传研究所教授）：“目前孟德尔摩尔根主义是它的阶级、军国主义的资产阶级的奴仆。”
德米特里也夫（国家计划委员会农业计划局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