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指出的是，在传统法律思想关于国际法的讨论中，执法机构的存在与否一直是中心议题。的确，就全球层面而言，在协调国家之间的关系、国际贸易冲突和货币战争等跨国领域，并不会像一个国家在处理其内部冲突那样存在一个强制执法者。虽然有海牙国际法院（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全称为联合国国际审判法院），但其执行法律和法规的能力值得商榷。我们试图通过创设各种国际机构，模拟建立全球层面的法院和司法系统，但它们的影响和作用是有限的。出于这个原因，各国经常自行建立机制来惩罚违反全球规则的行为。美国1996年的《赫尔姆斯-伯顿法案》（Helms-Burton Act）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美国想要孤立古巴（从而伤害其经济），因而制定了上述法律，不仅要排斥古巴，甚至要惩罚与古巴进行贸易和投资的其他国家。这不仅是一种将法律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方式，也是试图创建一种尚不存在的全球管辖权的尝试。
一些国际组织，如国际劳工组织（ILO）、世界贸易组织（WTO）和布雷顿森林机构（Bretton Woods institutions，指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被设立，以明确应对全球问题，它们将一些法律和规则应用于劳工实践、国际贸易关税，乃至全球货币和财政政策的管理。这些措施是否奏效仍然存在争议，但所有人都清楚，在我们这个迅速全球化的世界里，仍缺少全球性的执法机制。1492年哥伦布在美洲登陆，1498年达·伽马在印度登陆，从15世纪末开始，长途海上航行变得越来越普遍，对于国际执法的需求也日益增长。此后，海上的小冲突不断加剧，其中一个最著名的事件是1603年2月25日凌晨，荷兰人在新加坡海峡劫持了葡萄牙船只“圣卡塔琳娜号”（Santa Catarina）。当时有一位律师被要求为荷兰人的劫持行为进行辩护，他的名字是许霍·德赫罗特（Huig de Groot），也就是后来为人们熟知的格劳秀斯（Grotius）。此一案件使格劳秀斯在1604年参与了国际法的编纂以及对这一主题发表了相关的著作，这被视为国际法的学术研究起源。